第一百四十九章 人才(2)（1/2）
作者：吴安平
第一百四十九章人才（2）
北伐战争已进入高潮，南北或战云密布或已经打成一团。为逃避战火，接受陇东集团邀请来西峰的人很多，并不止巴玉藻等航空专才。此外，受西峰通电及舆论影响，一些认同吴安平理念的人，也由各地辗转向甘陕涌来，这些人中学者、专家、工程师也不鲜见，可说全面增强了临时政府及陇东集团的实力。
受赵元贞、张宸枢等所邀，陶行知、黄炎培两位教育家也先后抵达了西峰。
几天后，陶行知决定留在甘陕，推动平民教育促进会甘肃及陕西分会，配合临时政府的乡村教育计划，在两省全面推广平民教育。黄炎培此时刚在江苏设立农村改进实验区，不过他觉得甘陕基础及条件更好，同样决定抽调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大部力量北上，与陇东集团内部的职业教育结合，在两省全面推广大职业教育。
其实，其他教育家如晏阳初、张伯苓、陈鹤琴等也收到了邀请。
不过晏阳初正在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乡村教育实验，并已建立平民教育实验区，短时间内根本抽不出身到甘陕来。张伯苓正在天津创办南开教育体系，建完女中后，正筹建小学部和经济研究所，同样诸事缠身。而陈鹤琴却已答应会来西峰考察，只是他正处在归纳总结儿童教育实验成果的关键时期，要押后两三个月才能成行。
除这些人以外，教育界收到并接受邀请的人还有不少，只是名气比起以上几位稍有不如，倒不用一一赘述。
而几乎所有受推崇的大学校长、教授、学者，手中都同样有一封发自甘陕的邀请信，虽然各居其职各从其事，不太可能抛弃一切到西峰来，但几乎都答应会对甘陕的教育做出扶持。对于教育，民国知识界的态度其实很一致，无论其党派及政治倾向如何，都是极力赞同推广及扩大的。
一些教育家之所以能到西峰来，并改变甚至放弃原定计划留在甘陕，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西北临时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绝非其他当局所能比拟。虽然吴安平不可能亲自投身其中，但他制定的计划，魄力之大足以让陶行知、黄炎培等人咂舌，一亿银元的教育专项资金，别说这些教育家没听过，甚至连想象都不敢想象。
这一亿银元，存放在西北建设银行，只要是教育所需，经简单核实后便会无条件拨付。
甘陕也有不少本土教育家，例如绥德四师的刘子洲、西北大学的李仪祉、王凤仪，再如吴安平熟识的张宸枢、赵元贞、张丰阜等。不管其属中共党员，还是国民党员，亦或是刚加入新民党，吴安平都一视同仁，将教育方面的事完全交付他们实施，现在又有陶行知、黄炎培等人加入，他更是不用再多操什么心。
陇东集团内部的基础扫盲及职业技术教育，本就一直没停止过，以后也将一直进行下去，而这种教育虽然会和教育家主导的民间教育有衔接，但却是另成体系，吴安平暂时没有将之合并的意思。对民间教育，他在几乎完全放手的同时，也提出几个要求，一是覆盖面尽可能广，二是层次要尽可能齐备，只要师资力量允许，幼小中大四级教育就要全面展开。
除这些教育家外，其他机械、工程、医疗、化学等各类专才也都有一些，不过层次都不算太高，吴安平集中座谈几次，便任由关岭东他们去操持，自己不再插手具体安置的事。不过当白俄及南洋华人抵达时，需要他亲自出面的次数自然便又多了起来，毕竟这不仅关乎西北引进人才的大计，往长远说，他在苏联及南洋还有些计划，这也需要提前做些准备。
由于俄国十月**、内战、俄波战争以及一九二一年与一九二二年的苏联饥荒，陆续有两百多万俄国难民逃亡国外，其中大部分流亡到欧洲，进入中国的白俄则有三十万左右，主要分布在东北、新疆、上海等地。基于社会、经济及政治等多方面原因，这些俄国难民的生存状况很差，而且难以取得所在地的合法身份。
到西峰的这一批白俄，有一千多人，大部分都来自上海法租界。
由于北洋政府最初不愿接收，白俄进入上海的过程十分曲折，直到北伐战争开始、五卅惨案爆发，才给他们提供了站稳脚跟的机会。上海租界局授命远东哥萨克军团首领格列博夫组建“俄国义勇军”，以帮助抵御北伐**军，而白俄难民也代替罢工的工人和职员，大量进入停工的工厂和企业，以破坏和抵制罢工斗争。
应该说，这时上海白俄的处境比先前要好上不少。不过，由于苏联废除了政治流亡者的公民身份，他们全成了无国籍者，并不享有治外法权，而且他们既不通英语、汉语，又不善于从事体力劳动，所以还是有很多白俄沦为社会底层，甚至不得不靠妻女当舞女来维持生计。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男女白俄，在从事犯罪活动。
这些俄国难民中有不少音乐家、舞蹈家和画家，还有不少贵族、农场主、手工场主、私营业者，但中高级技工却没有想象的多。这自然是因为苏共好歹打得是工农牌，如果不是畏惧战乱和饥荒，技工的数量还要更少。
陇东集团招揽的这千多白俄，工程师、中高级技工加起来有五百多人，但其中有三百多是通过新亚钟表、艾美首饰两家连锁机构，在哈尔滨二十万俄国难民中挑选的，剩下的两百来位才是由上海来。不过，或许是精挑细选的缘故，这五百多白俄的专业水准都相当高，工程师就有十多位不说，高级技工也超过三十位。
另外五百多人中，有原西伯利亚和哈巴罗夫斯克两所士官武备学校的孤儿士官生四十多名。本来上海有七百士官生，后来五百多前往塞尔维亚深造，另一百多加入“俄国义勇军”，只还剩下六十多无事可做，这下便被吴安平收拢了一大半。
不过军衔最高的不是他们，而是难民领袖及原海军少将斯塔尔克部下的一位战舰舰长阿纳托利和一位炮艇艇长马特维。这两人的下属舰员也同来了二十多位。要知道，斯塔尔克当初由远东南下，可是带着三十多艘舰船的，为筹措资金舰船卖掉后，那些上岸的水兵自然便毫无用处，除被“俄国义勇军”吸收一些充作陆军，其他人的生活大多苦不堪言。
剩下的几百名白俄成分就比较杂，有高级木匠、会记、大厨、理发师、裁缝，还有医师、护士、漆工、教师、舞者，不过大部分还是家属。看来陇东集团派驻上海的人，对吴安平的交待领悟很充分，把他“只要有一技之长尽可招来”的精神，发挥得那叫一个淋漓尽致，甚至连厨子、木匠、理发师都没放过。
这些白俄之所以要到甘陕来，首先自然是为谋生计，另外也与一项政策有关。吴安平事先已交代，只要白俄愿来西北，他会命临时政府为其登记国民身份，使其正式转为中国公民，并和甘陕百姓一样，享有同等福利保障，而这正是目前这些白俄最看重的东西。当然，并不是在中国的所有白俄都愿做中国人，但既然决定到西峰来，就说明有这样的意愿。
吴安平可没安什么好心，这其实是他蓄谋已久的决定，在将来与苏联的对峙中，这些披着中国皮的俄国人必能发挥奇效。而且，即便有人动摇也不怕，念过他炮制出的入籍誓词，便会给他留下足够处置的把柄。即便与苏联人同种，国籍相别，背叛西北就是叛国，他可不会因种族不同就轻描淡写地放过。
这些白俄有的交西峰政府集中安置，有的交陇东集团分配安置，军人则有的入子午岭士官学校进修，有的协助蒋百里组建军官学校，反正各寻各门各有去处。吴安平只交待一句“必须在两年内掌握初级中文”，就没再去关心安置白俄的事。不过，这中间有一个叫尼基塔的白俄，引起他极大兴趣
北伐战争已进入高潮，南北或战云密布或已经打成一团。为逃避战火，接受陇东集团邀请来西峰的人很多，并不止巴玉藻等航空专才。此外，受西峰通电及舆论影响，一些认同吴安平理念的人，也由各地辗转向甘陕涌来，这些人中学者、专家、工程师也不鲜见，可说全面增强了临时政府及陇东集团的实力。
受赵元贞、张宸枢等所邀，陶行知、黄炎培两位教育家也先后抵达了西峰。
几天后，陶行知决定留在甘陕，推动平民教育促进会甘肃及陕西分会，配合临时政府的乡村教育计划，在两省全面推广平民教育。黄炎培此时刚在江苏设立农村改进实验区，不过他觉得甘陕基础及条件更好，同样决定抽调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大部力量北上，与陇东集团内部的职业教育结合，在两省全面推广大职业教育。
其实，其他教育家如晏阳初、张伯苓、陈鹤琴等也收到了邀请。
不过晏阳初正在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乡村教育实验，并已建立平民教育实验区，短时间内根本抽不出身到甘陕来。张伯苓正在天津创办南开教育体系，建完女中后，正筹建小学部和经济研究所，同样诸事缠身。而陈鹤琴却已答应会来西峰考察，只是他正处在归纳总结儿童教育实验成果的关键时期，要押后两三个月才能成行。
除这些人以外，教育界收到并接受邀请的人还有不少，只是名气比起以上几位稍有不如，倒不用一一赘述。
而几乎所有受推崇的大学校长、教授、学者，手中都同样有一封发自甘陕的邀请信，虽然各居其职各从其事，不太可能抛弃一切到西峰来，但几乎都答应会对甘陕的教育做出扶持。对于教育，民国知识界的态度其实很一致，无论其党派及政治倾向如何，都是极力赞同推广及扩大的。
一些教育家之所以能到西峰来，并改变甚至放弃原定计划留在甘陕，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西北临时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绝非其他当局所能比拟。虽然吴安平不可能亲自投身其中，但他制定的计划，魄力之大足以让陶行知、黄炎培等人咂舌，一亿银元的教育专项资金，别说这些教育家没听过，甚至连想象都不敢想象。
这一亿银元，存放在西北建设银行，只要是教育所需，经简单核实后便会无条件拨付。
甘陕也有不少本土教育家，例如绥德四师的刘子洲、西北大学的李仪祉、王凤仪，再如吴安平熟识的张宸枢、赵元贞、张丰阜等。不管其属中共党员，还是国民党员，亦或是刚加入新民党，吴安平都一视同仁，将教育方面的事完全交付他们实施，现在又有陶行知、黄炎培等人加入，他更是不用再多操什么心。
陇东集团内部的基础扫盲及职业技术教育，本就一直没停止过，以后也将一直进行下去，而这种教育虽然会和教育家主导的民间教育有衔接，但却是另成体系，吴安平暂时没有将之合并的意思。对民间教育，他在几乎完全放手的同时，也提出几个要求，一是覆盖面尽可能广，二是层次要尽可能齐备，只要师资力量允许，幼小中大四级教育就要全面展开。
除这些教育家外，其他机械、工程、医疗、化学等各类专才也都有一些，不过层次都不算太高，吴安平集中座谈几次，便任由关岭东他们去操持，自己不再插手具体安置的事。不过当白俄及南洋华人抵达时，需要他亲自出面的次数自然便又多了起来，毕竟这不仅关乎西北引进人才的大计，往长远说，他在苏联及南洋还有些计划，这也需要提前做些准备。
由于俄国十月**、内战、俄波战争以及一九二一年与一九二二年的苏联饥荒，陆续有两百多万俄国难民逃亡国外，其中大部分流亡到欧洲，进入中国的白俄则有三十万左右，主要分布在东北、新疆、上海等地。基于社会、经济及政治等多方面原因，这些俄国难民的生存状况很差，而且难以取得所在地的合法身份。
到西峰的这一批白俄，有一千多人，大部分都来自上海法租界。
由于北洋政府最初不愿接收，白俄进入上海的过程十分曲折，直到北伐战争开始、五卅惨案爆发，才给他们提供了站稳脚跟的机会。上海租界局授命远东哥萨克军团首领格列博夫组建“俄国义勇军”，以帮助抵御北伐**军，而白俄难民也代替罢工的工人和职员，大量进入停工的工厂和企业，以破坏和抵制罢工斗争。
应该说，这时上海白俄的处境比先前要好上不少。不过，由于苏联废除了政治流亡者的公民身份，他们全成了无国籍者，并不享有治外法权，而且他们既不通英语、汉语，又不善于从事体力劳动，所以还是有很多白俄沦为社会底层，甚至不得不靠妻女当舞女来维持生计。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男女白俄，在从事犯罪活动。
这些俄国难民中有不少音乐家、舞蹈家和画家，还有不少贵族、农场主、手工场主、私营业者，但中高级技工却没有想象的多。这自然是因为苏共好歹打得是工农牌，如果不是畏惧战乱和饥荒，技工的数量还要更少。
陇东集团招揽的这千多白俄，工程师、中高级技工加起来有五百多人，但其中有三百多是通过新亚钟表、艾美首饰两家连锁机构，在哈尔滨二十万俄国难民中挑选的，剩下的两百来位才是由上海来。不过，或许是精挑细选的缘故，这五百多白俄的专业水准都相当高，工程师就有十多位不说，高级技工也超过三十位。
另外五百多人中，有原西伯利亚和哈巴罗夫斯克两所士官武备学校的孤儿士官生四十多名。本来上海有七百士官生，后来五百多前往塞尔维亚深造，另一百多加入“俄国义勇军”，只还剩下六十多无事可做，这下便被吴安平收拢了一大半。
不过军衔最高的不是他们，而是难民领袖及原海军少将斯塔尔克部下的一位战舰舰长阿纳托利和一位炮艇艇长马特维。这两人的下属舰员也同来了二十多位。要知道，斯塔尔克当初由远东南下，可是带着三十多艘舰船的，为筹措资金舰船卖掉后，那些上岸的水兵自然便毫无用处，除被“俄国义勇军”吸收一些充作陆军，其他人的生活大多苦不堪言。
剩下的几百名白俄成分就比较杂，有高级木匠、会记、大厨、理发师、裁缝，还有医师、护士、漆工、教师、舞者，不过大部分还是家属。看来陇东集团派驻上海的人，对吴安平的交待领悟很充分，把他“只要有一技之长尽可招来”的精神，发挥得那叫一个淋漓尽致，甚至连厨子、木匠、理发师都没放过。
这些白俄之所以要到甘陕来，首先自然是为谋生计，另外也与一项政策有关。吴安平事先已交代，只要白俄愿来西北，他会命临时政府为其登记国民身份，使其正式转为中国公民，并和甘陕百姓一样，享有同等福利保障，而这正是目前这些白俄最看重的东西。当然，并不是在中国的所有白俄都愿做中国人，但既然决定到西峰来，就说明有这样的意愿。
吴安平可没安什么好心，这其实是他蓄谋已久的决定，在将来与苏联的对峙中，这些披着中国皮的俄国人必能发挥奇效。而且，即便有人动摇也不怕，念过他炮制出的入籍誓词，便会给他留下足够处置的把柄。即便与苏联人同种，国籍相别，背叛西北就是叛国，他可不会因种族不同就轻描淡写地放过。
这些白俄有的交西峰政府集中安置，有的交陇东集团分配安置，军人则有的入子午岭士官学校进修，有的协助蒋百里组建军官学校，反正各寻各门各有去处。吴安平只交待一句“必须在两年内掌握初级中文”，就没再去关心安置白俄的事。不过，这中间有一个叫尼基塔的白俄，引起他极大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