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八章人才(1)（1/2）
作者：吴安平
第一百四十八章人才（1）
西北战役是在十二月打响的。
在这之前，除了必要的军事准备，吴安平为使两年计划顺利展开，其实做了更多其他方面的工作。虽然有关岭东、陶玉山、徐复郭、戚远山、谭根、杜立奎等陇东集团高层各具其责，组建成工业、工程、金融、军工、农业、物资保障六大事业部，将繁杂而又具体的经办工作分担不少，但他依就比任何人都要忙碌。
从十月中旬开始，接到陇东集团内部人员私信邀请的许多中高级技术及工程人才，便陆续来到西峰；另受西峰通电及舆论热潮影响，更多实业界及科学界的人才，或对产生好奇或心怀希望，也源源不断向西峰赶来。
而到十一月底，陇东集团在白俄、南洋、德国及其他列强国家招引人才的计划，已有初步成果。第一批白俄及南洋人才已抵西峰，人数总计有三千四百人，同时在德美英法意等国，也有首批超过两万名的甘陕急需人才陆续登船，正朝中国沿海驶来。
以吴安平的身份地位，先后抵达西峰的这些人，其中多数并不需他接见，但或为表诚意或因有不得不见的理由，几乎每隔三天他就会与一批人见面，一方面接受别人的检视，一方面他也需要检视别人。
对有些人能来到甘陕，他尤其觉得兴奋。
在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中旬这段时间，秦国镛、厉汝燕、潘世忠、钱昌祚、巴玉藻、王助、王孝丰、曾贻经、刘佐成、陈应权、林安、黄社旺等三十多人，受谭根、赵礼华等人之邀先后抵达西峰。这些人不是近代中国的航空先驱，就是在航空领域颇有建树，他们的到来，可以说为西北军民航空业腾飞奠定了基础。
这三十多人中，倒有二十几位分别来自三处。
秦国镛、厉汝燕、潘世忠等七位来自北京南苑航空学校，那是张作霖的势力范围。其中秦国镛可称中国航空第一人，有旅法留学经历，曾入巴黎陆军大学就读和服役七年，后为求精通航空机械技术，又赴比利时留学两年。中国人在自己领空上的第一次驾机飞行纪录、第一次航线飞行记录、第一次远航记录，都是由他独自或与南苑航校其他人一起创造的。
秦国镛地位并不算低，曾任北洋政府航空总署的首席参事等职，并有陆军中将的军衔，但近年他卒悟北京政府终为军阀所把持，实为国弱民贫之本源，故决意联络广东**军政府，商妥策动南苑航空学校旧属驾机起义，接应南方**军北伐。
不意举事前日，段祺瑞勾结日军将机场封锁，秦国镛见事危，恐造成无谓牺牲，便暂息举义之念，又恐为北洋军阀加害，遂托病辞去本兼各职，只身南旋，投奔**军。谁料却得不到**政府信任，仅被委以骑兵团长一纸空文。秦国镛夙愿终不得展，只能郁郁返回北京，决心解甲从工，举办实业。
这时他恰好收到谭根的邀请信。在这封信中，谭根大致叙述了自己由当初失意隐居广州，到应吴安平所邀投身陇东集团及此后的经历，并实言相告，他抵达西峰之日，就是自己由飞行支队卸职，专注飞机制造之时。
此外谭根在信上还列举了前锋战机的性能数据，并转告了吴安平的承诺：两年后将至少有两千架性能更优异的战机，翱翔在西北领空，扫荡北中国的列强势力，而他便是预定的西北空军副总司令。这确实是吴安平的许诺，至于总司令一职，他准备到时由余大成转任，毕竟这样强大的力量，还是要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可以说，无论是谭根的个人经历，还是前锋战机的优异性能，以及吴安平的几个许诺，都对秦国镛构成了前所未有的诱惑。恰好西峰发出一系列通电，他检点这些通电便发现，无论吴安平政治态度如何，其强国富民之心都不容抹杀，这使他打消了最后疑虑，决定再次动员南苑航校旧属，就此脱离北洋政府转投西北。
厉汝燕时任航空教练所所长，潘世忠时任航校修理厂厂长，他们也有收到谭根的邀请信，本来就有些意动，再加上老上司秦国镛从旁动员，便也决定由北京南下西进，转投西峰。
只要有决心，借口总是好找。但只有秦国镛、厉汝燕、潘世忠三人离开北京，目标小还算容易，在南苑航校、航空教练所及修理厂内，有同样意向的飞行员及技术工人还有七十多位，要安排这么多人离开北京，就等于将三家机构的力量抽个半空，恰当的理由就不太好找。三人花费十多天功夫，才算将些人分数批先送出北京，而后自己才以各种理由离开。
秦国镛、厉汝燕、潘世忠是其中第一批到达西峰，再过一段时间，其他几十人便会陆续进入甘陕。从这点安排可以看出，三人其实还有些不放心，所以要提前查看一番，不过吴安平只会让他们惊奇，显然不可能另他们失望。
巴玉藻、王助、王孝丰、曾贻经等八位来自福建的马尾海军制造飞机处，这是孙传芳的势力范围。
巴玉藻、王助、王孝丰、曾贻经四人，都是清政府选派英国学海军制造的留学生，后因欧战关系，这些学生奉命转到美国深造。巴玉藻、王助、王孝丰三人对航空感兴趣，遂考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学系第二期；后来曾贻经也来到学院研究飞机内燃机。这期除两名美国军方学生外，其余五名都是中国学生。
后世巴玉藻、王助的名气最大。其中巴玉藻曾任通用飞机厂的第一任总工程师，被誉为”蒙古族十大科学家”之一；王助曾任波音飞机公司第一任总工程师，有“波音之父”的美誉。就当前时代来说，两人都属世界级的飞机设计师及制造专家，而王孝丰、曾贻经既与两人同校同期，水平自然也差不到哪去。
这几人在美国工作两年后，便毅然回国，在福建马尾创办了隶属于海军部的飞机工程处，后改称为马尾海军制造飞机处，同时还成立了福州海军飞潜学校，培养制造飞机和潜艇的专业人员。到现在为止，已培养飞机制造专业的技术人员如陈钟新、沈德熊、杨福鼎等二十余名，专业中高级技工一百多人，徒工四五十人。
应该说，他们创办的这家飞机厂很有实力。从一九一九年制造出中国第一架国产飞机起，到现在陆续设计制造出的近十架飞机，无论性能质量都是世界级的水平。另外，巴玉藻等本就是边工作边教学，所以那些技工的水平也很高，如黄建华、陈关新等，只要把图纸交给他们，再加以指导，他们就可以把飞机制造出来。
但巴玉藻、王助等人之所以应谭根、赵礼华之邀奔赴西北，除是受那几张斯图卡、蚊式的局部设计图之诱外，还有另外的原因。用一句话概括便是：马尾这个飞机厂虽倾注着他们全部的心血，但这样的所谓事业，根本无助于实现他们回国时胸怀的理想和抱负。谭根、赵礼华在信中虽侧重谈论技术，但字里行间充斥的豪情喜悦，却让他们意外看到了希望。
海军部虽每月支付飞机制造处数千银元以做维持，但实际上对此根本就不重视，创办之初只给船政局长陈兆锵写了封信，要他随时接济些材料和工资，连批准拨付的五万银元开办费，到最后始终都没有拨付下来。
当局者更青睐购买洋飞机，因为这样可取得回扣，而对自造飞机的重要性却缺乏认识，所以飞机厂艰难办起来后，制造飞机的计划和经费却又极难获准。以至这些归国报效的英才国士，竟只能零打碎敲进行工作，有时候大半年功夫，都差不多只能做一些材料试验，同时还得帮其他厂修修补补，这在很大程度上拖延了制造飞机的进度。
如前面所说，一九一九年至今六七年间，巴玉藻等人制造出了近十架飞机，虽性能优越，在质量上取得了成功，其数量却实在不值一提。要知道，这时候的飞机制造，虽已是尖端产业，但仍远不能与八十年后相比，最初的工人也不过是找的一些木匠及铁匠而已。不过也正由于飞机造的少，所以变换计划、更改制造方法很容易，倒是更方便飞机性能的改良。
巴玉藻、王助等后来其实早已看透了社会的种种黑幕，深知在政府办的工厂中，航空事业、尤其是自制飞机很难有发展前途，所以早有打算，准备万不得已时，便自行创办汽车、飞机制造厂，集私人的力量来发展国家航空事业，可惜国内时局变幻太快，这也未能实现。
自北伐势起，国民**军进攻孙传芳控制的东南五省，巴玉藻、王助、王孝丰等便已离开福建到上海等地避难。而巴玉藻则因心疼花费全部心血制造出的那几架飞机，在送家人迁往上海后，又自行回到了马尾。
时何应钦率北伐第一军已攻入福建，五省联军福建总司令周荫人在各地接连战败，福州城内已多了许多溃兵。巴玉藻和工人们便在晚间巡逻时，和败兵机智周旋，又发馒头给他们吃，并和他们讲话，这些败兵才终于没给飞机造成什么破坏。
这期间谭根、赵礼华的信恰好送到，如果不是巴玉藻重回马尾，可能就会错过。而促使巴玉藻即便舍弃自己制造的那几架飞机，也要离开福州奔赴西峰的最直接原因，便是谭根在几幅战机局部视图旁，都附了一句相同的话：“扔掉你那些破飞机吧。
西北战役是在十二月打响的。
在这之前，除了必要的军事准备，吴安平为使两年计划顺利展开，其实做了更多其他方面的工作。虽然有关岭东、陶玉山、徐复郭、戚远山、谭根、杜立奎等陇东集团高层各具其责，组建成工业、工程、金融、军工、农业、物资保障六大事业部，将繁杂而又具体的经办工作分担不少，但他依就比任何人都要忙碌。
从十月中旬开始，接到陇东集团内部人员私信邀请的许多中高级技术及工程人才，便陆续来到西峰；另受西峰通电及舆论热潮影响，更多实业界及科学界的人才，或对产生好奇或心怀希望，也源源不断向西峰赶来。
而到十一月底，陇东集团在白俄、南洋、德国及其他列强国家招引人才的计划，已有初步成果。第一批白俄及南洋人才已抵西峰，人数总计有三千四百人，同时在德美英法意等国，也有首批超过两万名的甘陕急需人才陆续登船，正朝中国沿海驶来。
以吴安平的身份地位，先后抵达西峰的这些人，其中多数并不需他接见，但或为表诚意或因有不得不见的理由，几乎每隔三天他就会与一批人见面，一方面接受别人的检视，一方面他也需要检视别人。
对有些人能来到甘陕，他尤其觉得兴奋。
在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中旬这段时间，秦国镛、厉汝燕、潘世忠、钱昌祚、巴玉藻、王助、王孝丰、曾贻经、刘佐成、陈应权、林安、黄社旺等三十多人，受谭根、赵礼华等人之邀先后抵达西峰。这些人不是近代中国的航空先驱，就是在航空领域颇有建树，他们的到来，可以说为西北军民航空业腾飞奠定了基础。
这三十多人中，倒有二十几位分别来自三处。
秦国镛、厉汝燕、潘世忠等七位来自北京南苑航空学校，那是张作霖的势力范围。其中秦国镛可称中国航空第一人，有旅法留学经历，曾入巴黎陆军大学就读和服役七年，后为求精通航空机械技术，又赴比利时留学两年。中国人在自己领空上的第一次驾机飞行纪录、第一次航线飞行记录、第一次远航记录，都是由他独自或与南苑航校其他人一起创造的。
秦国镛地位并不算低，曾任北洋政府航空总署的首席参事等职，并有陆军中将的军衔，但近年他卒悟北京政府终为军阀所把持，实为国弱民贫之本源，故决意联络广东**军政府，商妥策动南苑航空学校旧属驾机起义，接应南方**军北伐。
不意举事前日，段祺瑞勾结日军将机场封锁，秦国镛见事危，恐造成无谓牺牲，便暂息举义之念，又恐为北洋军阀加害，遂托病辞去本兼各职，只身南旋，投奔**军。谁料却得不到**政府信任，仅被委以骑兵团长一纸空文。秦国镛夙愿终不得展，只能郁郁返回北京，决心解甲从工，举办实业。
这时他恰好收到谭根的邀请信。在这封信中，谭根大致叙述了自己由当初失意隐居广州，到应吴安平所邀投身陇东集团及此后的经历，并实言相告，他抵达西峰之日，就是自己由飞行支队卸职，专注飞机制造之时。
此外谭根在信上还列举了前锋战机的性能数据，并转告了吴安平的承诺：两年后将至少有两千架性能更优异的战机，翱翔在西北领空，扫荡北中国的列强势力，而他便是预定的西北空军副总司令。这确实是吴安平的许诺，至于总司令一职，他准备到时由余大成转任，毕竟这样强大的力量，还是要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可以说，无论是谭根的个人经历，还是前锋战机的优异性能，以及吴安平的几个许诺，都对秦国镛构成了前所未有的诱惑。恰好西峰发出一系列通电，他检点这些通电便发现，无论吴安平政治态度如何，其强国富民之心都不容抹杀，这使他打消了最后疑虑，决定再次动员南苑航校旧属，就此脱离北洋政府转投西北。
厉汝燕时任航空教练所所长，潘世忠时任航校修理厂厂长，他们也有收到谭根的邀请信，本来就有些意动，再加上老上司秦国镛从旁动员，便也决定由北京南下西进，转投西峰。
只要有决心，借口总是好找。但只有秦国镛、厉汝燕、潘世忠三人离开北京，目标小还算容易，在南苑航校、航空教练所及修理厂内，有同样意向的飞行员及技术工人还有七十多位，要安排这么多人离开北京，就等于将三家机构的力量抽个半空，恰当的理由就不太好找。三人花费十多天功夫，才算将些人分数批先送出北京，而后自己才以各种理由离开。
秦国镛、厉汝燕、潘世忠是其中第一批到达西峰，再过一段时间，其他几十人便会陆续进入甘陕。从这点安排可以看出，三人其实还有些不放心，所以要提前查看一番，不过吴安平只会让他们惊奇，显然不可能另他们失望。
巴玉藻、王助、王孝丰、曾贻经等八位来自福建的马尾海军制造飞机处，这是孙传芳的势力范围。
巴玉藻、王助、王孝丰、曾贻经四人，都是清政府选派英国学海军制造的留学生，后因欧战关系，这些学生奉命转到美国深造。巴玉藻、王助、王孝丰三人对航空感兴趣，遂考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学系第二期；后来曾贻经也来到学院研究飞机内燃机。这期除两名美国军方学生外，其余五名都是中国学生。
后世巴玉藻、王助的名气最大。其中巴玉藻曾任通用飞机厂的第一任总工程师，被誉为”蒙古族十大科学家”之一；王助曾任波音飞机公司第一任总工程师，有“波音之父”的美誉。就当前时代来说，两人都属世界级的飞机设计师及制造专家，而王孝丰、曾贻经既与两人同校同期，水平自然也差不到哪去。
这几人在美国工作两年后，便毅然回国，在福建马尾创办了隶属于海军部的飞机工程处，后改称为马尾海军制造飞机处，同时还成立了福州海军飞潜学校，培养制造飞机和潜艇的专业人员。到现在为止，已培养飞机制造专业的技术人员如陈钟新、沈德熊、杨福鼎等二十余名，专业中高级技工一百多人，徒工四五十人。
应该说，他们创办的这家飞机厂很有实力。从一九一九年制造出中国第一架国产飞机起，到现在陆续设计制造出的近十架飞机，无论性能质量都是世界级的水平。另外，巴玉藻等本就是边工作边教学，所以那些技工的水平也很高，如黄建华、陈关新等，只要把图纸交给他们，再加以指导，他们就可以把飞机制造出来。
但巴玉藻、王助等人之所以应谭根、赵礼华之邀奔赴西北，除是受那几张斯图卡、蚊式的局部设计图之诱外，还有另外的原因。用一句话概括便是：马尾这个飞机厂虽倾注着他们全部的心血，但这样的所谓事业，根本无助于实现他们回国时胸怀的理想和抱负。谭根、赵礼华在信中虽侧重谈论技术，但字里行间充斥的豪情喜悦，却让他们意外看到了希望。
海军部虽每月支付飞机制造处数千银元以做维持，但实际上对此根本就不重视，创办之初只给船政局长陈兆锵写了封信，要他随时接济些材料和工资，连批准拨付的五万银元开办费，到最后始终都没有拨付下来。
当局者更青睐购买洋飞机，因为这样可取得回扣，而对自造飞机的重要性却缺乏认识，所以飞机厂艰难办起来后，制造飞机的计划和经费却又极难获准。以至这些归国报效的英才国士，竟只能零打碎敲进行工作，有时候大半年功夫，都差不多只能做一些材料试验，同时还得帮其他厂修修补补，这在很大程度上拖延了制造飞机的进度。
如前面所说，一九一九年至今六七年间，巴玉藻等人制造出了近十架飞机，虽性能优越，在质量上取得了成功，其数量却实在不值一提。要知道，这时候的飞机制造，虽已是尖端产业，但仍远不能与八十年后相比，最初的工人也不过是找的一些木匠及铁匠而已。不过也正由于飞机造的少，所以变换计划、更改制造方法很容易，倒是更方便飞机性能的改良。
巴玉藻、王助等后来其实早已看透了社会的种种黑幕，深知在政府办的工厂中，航空事业、尤其是自制飞机很难有发展前途，所以早有打算，准备万不得已时，便自行创办汽车、飞机制造厂，集私人的力量来发展国家航空事业，可惜国内时局变幻太快，这也未能实现。
自北伐势起，国民**军进攻孙传芳控制的东南五省，巴玉藻、王助、王孝丰等便已离开福建到上海等地避难。而巴玉藻则因心疼花费全部心血制造出的那几架飞机，在送家人迁往上海后，又自行回到了马尾。
时何应钦率北伐第一军已攻入福建，五省联军福建总司令周荫人在各地接连战败，福州城内已多了许多溃兵。巴玉藻和工人们便在晚间巡逻时，和败兵机智周旋，又发馒头给他们吃，并和他们讲话，这些败兵才终于没给飞机造成什么破坏。
这期间谭根、赵礼华的信恰好送到，如果不是巴玉藻重回马尾，可能就会错过。而促使巴玉藻即便舍弃自己制造的那几架飞机，也要离开福州奔赴西峰的最直接原因，便是谭根在几幅战机局部视图旁，都附了一句相同的话：“扔掉你那些破飞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