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未经当政之后,他父亲的出版社因为有功被宣布为“国家模范企业。”。
进攻苏区时,他是汪伪军队里的一名年轻少校。在进攻苏北的几次战斗里他成了南京和前线之间的联络军官。
就在那时,他结识了漫不经心、不修边幅的王古月上校。此人领导总参谋部的特别部门“东方外军处”。他当时是总参谋长的私人副官。在这段时间他真正感到了为实力人物效力的那种甜蜜感。
王古月此刻正细致地翻着卷宗,里边的情报来自派驻**的间谍,他们由驻俄罗斯武官克莱勃斯将军的副手领导。
他认真地擤了半天鼻涕。他讲起话好象感冒了一样,不时地咳嗽:“我给布尔什维克两个月的时间向山区。那些泥腿子注定要作我们开垦者田里的肥料。那些“匪徒”的末日屈指可数。”
旁边人的看法与他不同。他喜欢读书,读父亲出版的历史书籍。历史上奇怪的事多着呢。但是,他知道王上校同詹国强下面的机构关系密切,于是迅速成长起来的他一声不响,唯命是从。
直到参与扫荡的军队从盐城溃退之后,他才明白,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
他的的父亲求见江苏省高官。次日他受到接见,时间是在傍晚下班后,这是对他特别尊敬的表示。
“我不得不请求您,”他对国民党省委负责人说,“对我们的谈话严加保密。我不希望灾难落在我儿子头上,我要说的正是他的事情。”
“您知道,”他的父亲说,“国民党官员的话比岩石还硬,比钢还坚。您尽管说吧,不用提这样的请求。”
“我的儿子在上校那里效力。”
“我知道,”官员打断他的话,“请讲事情的实质。汪主席告诫我们节约时间,我给您五分钟,请讲您的问题。”
“我要说的是总参谋部对付那边人的情报分队,掌握在一个与他们有着密切关系的人手中。”
“您疯啦?”官员慢吞吞地做出反应,但他的眼睛里闪出一丝冰冷的光“只有我们最坚定的同志才能呆在这个岗位。”
“况且……”老父亲固执地重复说,“汪上校的妻子家里有那边的亲戚。不,不,王上校是出色的军官,他在做他应当做的一切。我们在冬季的集结也不是他的过错,谁会想到能有这样的严寒?不过,当我从儿子那里得知此事后,我认为有义务通知您”
与那边的人有关系,无异于认识**员。只有一种办法;在审查开始前立即解除职务。有迹象就足够了。如果事后查清此入是无辜的,那么就再给他另找一个职位。
国家高于一切,个人没有权力抱怨。
三天之后王上校被撤职。他的上司亲自为他周旋也无济于事。尽管上校在司令部呆了两天,但没有总参谋长的命令,二十四小时内他就会被押出大门。
经查实,他的妻子没有损害汪伪政府的亲戚,然而木已成舟,他已经坐在了原来上校的圈椅上。在他得到任命的一小时后,上校的老上司亲手把银质肩章交给他。
次日,他召集自己的助手,通知他们,他根据与保安总局的头目达成的协议,要从团一级单位开始,撤换军队情报部门的军官。如果方面军、军、师和团一级单位的情报一处和二处仍然行使自己的使命收集情报、实施破坏行动的话,那么三处,即反间谍处的工作今后也要与那边配合。这是他自己的打算。
此后,他离开总参谋部,进行了一次闪电旅行,从南京到上海、杭州,武汉和重庆。
他遇到了一些情报界的旧人。他们象所有的老特务一样可以流利地讲俄语。他们是来自内地和东北的移民,在和平时期度过童年。他们在追忆往事,梦想着这些美好的往事在今天,尤其是在未来重新变成现实。
他首先拜访了潘将军。他在一九一九年出了名,当时他带领武装小队枪杀过北伐的激进分子。他因为无情而被汪未经称之为卫队领导的典范。
此后他会见了林将军。他曾经在詹国强的部门工作。曾经是驻莫斯科的军事使团的负责人,他曾建议林将军培养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爱国者,让他们准备建立一个自己的秘密基地。
最后,他礼节性地拜会了队长詹国强,向他征求意见。会面时他颇为认真地听詹国强讲话,尽管他知道的比这个美男子知道的更多些,但他没有表现出来。随后他拜访了常凯申。
“分队长,没有您经常性的帮助,我寸步难行。”
两个月后,梅思品召见了他。上校建立的“对东方积极宣传”秘密小组由他的傀儡、黄河沿岸的山西人领导。这个小组开始散发传单。传单由宣传部撰写,李事群签名。
宣传部部长认为,这家伙的宣传太谨小慎微。
“要更大胆地讲,”梅思品建议,“那边必须屈服,他们不懂得思考,他们必须成为我们命令的愚蠢的执行者。”
“**善于思索,部长。”他大胆反驳说,“他们的哲学和美学学派是以十分危险的思想为基础的。从战略的观点看,我们现在要使他俩觉得自己并非一钱不值。胜利以后我们再把他们赶到黄土高原去,但眼下游击队在开枪。”
“他们就要被消灭。”梅思品打断了他的话,“那些泥腿子并没有幻想的权力。”
于是,他去找熟悉的人传话:“请您去见汪主席,我求您帮帮我,不能轻蔑地招惹那些家伙,就象我们现在所做的这样。我仇恨强国畜牲绝不比部长詹国强差,也许更甚,但是我去过前线,审问过俘虏,我们无理智的残酷在迫使他们采取反措施。”
他找来的人摇头:“同志,我不能办这件事。汪先生在很多问题上绝不容许有任何软弱。如果说要消灭所有的敌人,那么则要消灭它百分之七十。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