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的繁荣发展。
带有一定国营性质的海运招商局,如今已经无力完全吃下渤海、黄海和东海一带的海上运输生意了,朝廷遂开始完全开放北洋航线,允许商船商运。北洋航线的北端,由天津上延至营口,同辽河联运。如此,由沙船每年向上海运送的货物,“关东豆麦,不下五百万担”。而由上海运往辽东、京津,主要以松江棉布为主,杂以丝茶糖。
上海在此时逐渐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发展成为南北航运业的要冲,这主要是由于松江布市的繁荣,上海作为松江府的出海港口,因此获得了城市发展的便利条件。
江南的沙船业逐渐臻于极盛,上海一直聚集有三千六百号,以每号船造价为万两计,其船商所投放的固定资本为天文数字。
正因如此,其在船只投入运营后,资金难免捉襟见肘,因此所需的流动资本一般都由钱庄融资。一般的操作惯例是这样的沙船在出海前向钱庄借入大宗款子,在上海备齐货物(如棉布、丝茶等),前往南北洋销售。往北地去的沙船,运回大豆、食油,往闽粤去的沙船,则运回木材。此为无抵押信用贷款,若沙船平安归来,则船主和钱庄均获厚利;若遇到风浪沙船倾覆,则钱庄血本无归,很可能就此破产。
到天法朝的三十年代时,上海钱庄已经有一百二十多家,大多跟航运业关系密切。这或多或少养成了后来上海滩的金融业性格,那就是以信用贷款为手段,大胆冒险,投机为主。
在大顺的金融行业,除了金陵人、苏州人、松江人以及后来的上海人十分活跃以外,广东人和福建人也先后入场。
福建人是此时西太平洋和南中国海上的绝对霸主,其势力不仅彻底压倒了荷兰人,而且还可以在印度洋上同执掌海上贸易路线的呆迷儿帝国商人争霸。
广东人则主要依靠移民活动,大量钱庄从业者奔赴南洋,如吕宋的一系列新兴钱庄、票号,三分之二以上即由广东人创办——青丘州发现金山以后,多数淘金者也是广东人。
大顺朝廷经过了天法朝三十年代初的一系列内外危机以后,虽然对外彻底削平了准噶尔部,结束了旷日持久的东瀛战争,对内平定了织工之乱,基本上完成了对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
但是顺朝却在南洋地区和中亚的河中地区,陷入了同远较准噶尔部强大的呆迷儿帝国的争霸战中,朝廷的财政压力与日俱增,即便顺朝一年的岁入,此时已经达到了二亿银元之多,也难以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巨额支出。
早在十年前,朝廷就强行发行过不兑现纸币“官票”和“宝钞”,但由于缺乏准备金,刚落地就大规模贬值,物价则飞速上涨。没有多长时间,纸币已成废纸,户政府不得不明令废止,天法年间的第一次纸币改革彻底失败。
这场十年前的闹剧还历历在目,因此再怎么缺钱,朝廷也没人敢提再次发行纸币。如此,只能靠向民间票号谋求贷款,以解决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