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法二十九年,由于松江府府尹治理失措,激起民变,大批纺织工人再度爆发起义,此事后来还造成了顺朝皇储李玄烨之死,在当时的影响极大。
因为苏松省,特别是松江一府,可说是大顺的棉纺织工业中心,大批纺织工人起义以后,又捣毁了数量惊人纺织机器,使得长江下游的棉布供应为之断绝,棉花价格顿时上涨三四倍之多。
于是随州、襄阳、武昌的棉布工场,还有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北疆棉花种植园,无一不卷入疯狂的棉业投机热潮中。可以料到的是,迨松江府织工之乱被平定以后,棉价应声回落,全部参与棉花贸易的商行和西域种植园主都陷入了绝大的困境。
更有甚者,朝廷背书的各家票号,乃至于直接用户政府经营的票号,也都集体参与了汇兑投机。那些大量吸纳棉花的商行既需要充裕的现金,也需要经汇票交易,使得仅仅是金陵一地汇票市场的每天交易额都达到了百万银元之多。
因此市场利率竟盘旋在二毛到三毛之间,利润之恐怖,吸引了无数绅商投入其中。
许多原本经营商铺、农场、工坊、海贸的大商人,纷纷出卖资产,投入棉花投机活动中,转型成为票号经营商。
到织工之乱平定时,棉业和汇兑的双重投机同时崩盘,最严重的还是当时顺朝乃至于亚洲的金融中心开封,大量票号集体倒闭,户政府经营的国营票号也因为亏蚀近两千万银元之多,造成了当时的户政府尚书、两侍郎、四主事、一谏议大夫,全部人头落地。
金陵和苏州于此同时出现了顺朝历史上的第一次金融风潮,许多老牌商行倒闭,在钱庄方面,半数因欠债而闭歇。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关东和西域垦荒移民活动的成功,还有青丘州发现金山的大好消息,大部分江南资本在受到沉重打击以后,都陆续开始向关外及海外转移,江南地区原本蓬勃发展、极度繁荣的工商业遭遇了空前的萧条,大绅商屡屡破产,连一般市民都因参与棉花投资而受到巨大损失。
经此一役,江南商人和大顺朝廷都痛定思痛地决定回避类似的投机生意,自己既不参与,也不在政策上鼓励此类活动。
为了整顿过度泛滥的金融投机生意,朝廷也终于下定决心,出台了一系列规制政策,还由户政府牵头,从民间选拔大票号出身的掌柜组织银监局,在金陵、苏州、广州、天津、敦煌等地办公,控制汇兑投机的过度发展。
在这一重大危机的影响下,各地票号经营商对于邸报,以及从邸报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各类商业信息报纸的重视度,是大大提高了。
掌柜们开始学会了整合报纸上的信息,开始学会了预判市场风险,一个全新的信息市场正在形成。
下一年,朝廷开放了渤海海运对民间的限制,放弃了海运招商局对于关东贸易运输的垄断权力。
这主要是因为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省,在收复数十年以后,其人口规模、经济生产,都已经完全恢复,而且实现了远超万历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