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他们依然是高官得做,家财得保。就如同当年周瑜对孙权所说的一样:众臣子皆可降。
至于朱家王朝,谁又能管得了这么多呢?反而是现在如果一心主战,出头太狠的话,万一惹恼了汝宁的那位吴鄙夫,那可就万事皆休了。做官也得和做人一样,还是留一条后路吧!
第四、汝宁军还是在与南明的前线,驻防着一定的军队的,弘光君臣并没把握一举击败之,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现在在湖广、河南以及山东地方,有着周巡、张彪所率领的熊捶镇和地方部队近三万;有着在汝宁、归德留守的,薛强率领的汝宁军留守部队一个协、新兵二万、内务司士兵二千、工坊司民兵七千多,共计三万六千余人;在山东,有着熊正恩、迟明率领的,大平军新编的两个镇,再加上刘泽清遗留下来的鲁军部队一万六千余人,共计四万五千人马。这样的实力,其实已经不弱于南明所掌握的部队了。
第五、别看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左良玉等人手中还有不少部队,但他们都是新败之将,手中也是屡败之师。再加上他们的部队中有着大批抓壮丁抓来的士兵,其实战斗力是不值一提。
而且这些武将还都知道,以前的汝宁军那强悍的战斗力,所以他们不愿意主动挑衅,以免成为大平军首先的进攻目标。
所以现在这些武将的军队,虽然在凤阳府、湖广地区和江北地区与大平军是犬牙交错,但两军之间进行着一种有默契的“静坐战争”,谁也不愿意首先开火,保持着一种诡异般的停战状态。
最后,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左良玉等人已因“定策”有功,备受弘光帝的宠信,志骄气盈,一心追求的是在江北争夺繁华之地,那样的话,既可过太平日子,又可就近要挟朝廷。要不然,一旦北伐,远离了朝廷中枢,那他们又怎么能控制朝政呢?谁也不愿意去做那,被十三道金牌追回的,冤死在风波亭的岳武穆。
而且史可法出任督师时已是失势悯墨之人,所以他就根本指挥不了“四镇”,只好奔走调停于四镇之间,如奉骄子,一筹莫展。
这些武官既以定策功封爵,人人都是以“天子门生”自居,日常所为都是桀骜不驯。如:督师大学士史可法在讲话时常引用“圣旨”,高杰听得是大不以为然,当面顶撞道:“旨、旨,何旨也!尔曾见皇极殿中有人走马耶!”
而黄得功有一次跪着听使者宣读诏书,觉得不合自己的意思,不待读完就爬起来,攘袂掀案,大詈曰:“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诏也!”
这些武将对弘光帝的态度都是如此,又如何会听从那些文官的节制呢?而且他们一旦对廷臣有所不满时,就上疏云“乞付军前正法”。
刘良佐在陛见弘光帝时,就曾经大言无忌地说:“祖宗天下,为白面书生坏尽,此曹宜束之高阁。俟臣杀贼后,取而拂拭用之,以听其受享可也!今请罢制科勿设便。”
束手无策的史可法,也在军中写信给大学士高弘图,“盛言‘镇锋恶,盍谨避之!’”。武将们的气焰如此嚣张,皇帝和廷臣也无可奈何,虽然内阁的阁臣们也都交结外藩以为奥援,但他同样受制于那些武将,所以是毫无作为。
高杰原受命安顿家口于扬州城外,然后统兵北征。可是,高杰贪图扬州富庶,要求将家口安置于城内。扬州的百姓见高杰部下士卒在附近村庄到处抢掠焚杀,纷纷罢市登陴,不让高军入城。于是高杰恼羞成怒,下令攻城。
扬州进士郑元勋从中调停,同高杰面议只让官兵家眷安置城内,不在城内驻军。不料扬州百姓群情激愤,当场击杀郑元勋。督师大学士史可法亲自来到扬州城外的高杰军营里,婉转劝说,一味姑息牵就。经过反复磋商,最后决定把扬州附近的瓜州作为高军安顿之地。
而宁南侯左良玉在崇祯年间就已是尾大不掉,自行其是。弘光监国和即位的诏书颁到武昌,他一度拒绝开读,在湖广巡抚何腾蛟、部下监纪副总兵卢鼎等人的劝说下,才勉强开读成礼。
上行下效,南明其他将领如郑芝龙、方国安等人见大将如此,也各自盘算自身利益,不以国事为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