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名离开叙州前安排李星汉留守成都,负责训练部队;同时让任堂去奉节报信,由他自行斟酌怎样向文安之汇报咒水之难。任堂无可奈何地上路了,背地里还嘀咕为何要让自己负责去报告这个坏消息,已经两年半了,奉节从邓名手下收到的从来都是好消息。
穆谭也与任堂同行。周培公似乎要和邓名谈什么事,已经派了密使到达奉节,邓名分身乏术无法亲自去见周培公的密使,就让穆谭代劳。用邓明的话说,那就是穆谭比较善于谈判,而且和两江官员的关系也不错。
“到了奉节,我们俩一起和督师说咒水这件事。”乘船的时候,任堂满怀希望地对穆谭说。
“不,提督说了这个事是你负责的。”在人前的时候,穆谭和任堂已经开始用邓名的爵位和军阶称呼他,但私下交谈时,还习惯性地用老称呼,不止任堂和穆谭,四川的同秀才们也是一样。
穆谭把头摇得如同拨浪鼓:“我笨嘴拙舌,不会说话的。”
“谁说的?”任堂愤然反驳道:“提督都说了你善于谈判。”
“唉,”说起这个任务穆谭也是一肚子的牢骚:“什么善于谈判,明明是臭名昭著,现在连都府都有人对流言信以为真了,偏偏我还不能说我收下的礼物都被提督拿走了。”
“不是还给你剩了些么?”
“我背了多大的恶名啊,那一点点津贴算什么啊……再说,我完全是为提督效力,不然谁肯为了那么一点钱自毁名声啊?”
两人向邓名要求加薪的提议遭到了否决,邓名表示很理解他们的难处,所以给他们招聘幕僚的权利,而招募来的幕僚和参谋政府会发给工资。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恨不得让官员一个人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怎么舍得给他们多发工资?后来朝廷也意识到实际的工作超出了官员的个人能力,一个知县要负责司法、教谕、税务等工作,需要好几个师爷协助他。但官府认为这些幕僚是官员私人的助手,朝廷没有理由承担他们的费用——无论贪污、收仪金或是其他什么灰色收入,反正由官员自己解决,朝廷不会掏钱帮官员养人。
而结果就是这些人确实成为了官员的私人助手,如同亲兵拴在将领的效忠链上一样,师爷也拴在了他们的东家身上。或许亲密程度没有将领和亲兵那么牢固,但当东家和朝廷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这些人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东家一边,哪怕帮东家策划投敌也是义不容辞。
因此邓名决定把这个关系改一改,任堂和穆谭这两个人还好办,只要成立一个参谋机构就行了;但这两个人的要求提醒了他,邓名临走前制定了一个大方针,那就是包括知府在内,他们如果需要幕僚的话,可以列一份需求名单,然后像志愿兵一样签署两、三年的短期雇佣合同,幕僚的薪水一律列入官府的开支——邓名把这些人称为临时工。
在邓名看来,雇佣这种临时工有许多好处,他们属于官府的人,拿着官府给的薪金,上下级的关系会松散一些。好比知县固然会向知府拍马屁,但肯定不会像幕僚那么死心塌地。不过邓名也知道,对于旧的主人、幕僚关系,这种改变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还很难说。
最大的问题就是审核到底需要雇佣多少幕僚。以前都是官员自己雇,他们肯定不养一批光吃饭不干活的闲人;现在由官府出钱,搞不好就会有人拿这个职位送人情,安插亲戚朋友——尤其是成都和叙州的两位知府,他们既有权决定雇佣的人选和数量,又掌握拨款的权利……所以邓名暂时只定了一个大方针而没有具体措施,他打算在路上慢慢琢磨如何制衡。
到了奉节之后,任堂和穆谭发现这里的大人物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夷陵的刘体纯、巴东的党守素,连以前和邓名相当疏远的施州王光兴也来了。既然刘体纯来奉节了,那李来亨自然不能动,不过他也派了一个副将和刘体纯一起来;而且据刘体纯所说,郝摇旗也正在赶来的路上。郝摇旗和贺珍达成协议,让贺珍负责指挥汉水流域的明军,而他抽空来奉节参加委员会的会议。
咒水之难让文安之的心情很不好,本来因为重庆大胜而一片欢腾的奉节也因此陷入了沉寂。不过夔东众将的反应并不是这么强烈,他们在文安之面前显得非常沉痛,但在文安之离开委员会后,大家的话题马上就转到了他们更关心的问题上。
刘体纯认真地再次确认:“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