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免费阅读!

九百二十章 平与正(2/2)

作者:午后方晴

是三十五万,民夫二十万,用人数五十五万,但它失败了,不管什么原因失败的,郑朗不想重蹈覆辙。

    郑朗又说道:“我朝非是象秦朝那样穷兵黜武,此战只能胜不能败,况且还有一个强大的契丹在边上虎视眈眈,因此征用了重兵,以雷霆之势催毁西夏。甚至为了不发生淝水赤壁悲剧,提前几十年前就做了安排,而且我还会让章楶做为副帅,协助我指挥这次伐夏行动。”

    但是御史台的十几个言臣急了,郑朗改制后,给了言臣极大的权利,但也做了一些限制,也就是言事可以,要实事求是,可现在发生了这么大事,无论御史台或者谏院,却不知道半点风声,如何了得,并且出兵多少,不与诸臣商议,却同前线三个将领商议,祖宗家法何在?

    实际也就是民主与集权所产生的矛盾。

    赵顼也正准备问这个问题。

    这些年言臣给郑朗带来极大的麻烦,但也确实起了监督作用。

    包括章惇案,大理寺弹劾章惇父子章俞与章惇叔叔沈邱县主薄章恺侵占民田。开封府官员畏惧章惇的势力,各怀佥书观望。事情闹到御史台哪里,纷纷弹劾。主要还是章惇个性太强横,得罪的人多,郑朗虽看重了他的才华,也不能包庇,而且侵占民田也是郑朗最痛恨的地方。因此朝廷做了重惩,牵连的兵曹参军吴潜勒停职,开封知府钱藻罚铜,开封府判官虞大、熙展磨勘一年,推官胡宗师、冲替,司录参军路昌衡磨勘二年,户曹参军刘陟、士曹参军王本、仓曹参军蔡旻竝差替。

    章俞当杖一百,以年八十勿论,章恺勒停。御史台再接再力,又弹劾成都府转运判官周之道隐瞒章惇误着朱服一事,袁默妄言为章惇逃脱罪名,周之道徒一年,默杖一百。

    章惇自辨,错肯定他也有错了,但侵占民田一事,他并不知晓,况且章家那么多人,他的好友亲朋更多,如果这些人犯了错,全部让他承担,也不大公平。

    最终还是将他外放。

    对此郑朗看法很公正,虽牵连广有重判之嫌,但也不是没有好处,多少会使重臣约束家人与亲戚,否则这些人仗着背景雄厚,为非作歹,影响会很大。也就是利大于弊。

    但在这时候,章惇外放,无疑是一个损失。

    面对言臣指责,郑朗淡淡说道:“诸位,征夏准备过程中,是陛下领手的,诸位相公皆知道,也参与了谋划,因为害怕契丹人参与其中,因此没有对诸位公布。之所以问了前方王韶三人,乃是因为他们身在前线,对西夏熟悉,对军事善长。各位,不要再纠缠了。”

    这是委婉的说法,话外之意就是问了你们,你们懂不懂?

    没有给他们机会再罗嗦,郑朗又说道:“临行前我送两个字给诸位。”

    说着举出第一个字:平!

    “将军百战平天下,天下平定杀将军。”郑朗道。

    一句话让大家瞠目结舌,敢情是这个平啊。

    “蜂房只有一只蜂皇,雄蜂工蜂分工明确。由是壮大。若是每只蜜蜂都要做蜂皇,必走向灭亡。唐室衰微,武将把持着财政军权,由是灭亡,五代更替,十国动荡,民不聊生。这才是祖宗抑武重文的由来。但想要国家安定,不一定非要杀功臣,光武不杀功臣,国家也大治。唐太宗看到尉迟敬德横行霸道,仅是敲打,由是敬德成为唐朝良臣。祖宗立国更是在制度崩坏之时,也没有杀功臣或者诬蔑功臣。若是害怕功臣掌控兵将,可以挑明了给虚位,给富贵,若是诬蔑来打击有功将领,将士必然心寒。狄青若不是饱受诬蔑,何来英年早逝?即便成功灭夏。还有更强大的契丹,外敌未除,过份打压有功的将领,我朝必成武则天之祸(指武则天杀死王方翼、黑齿常之、程务挺等勇将。武周一朝外战多大败的历史)。平非是平天下,还有公平之意。”

    郑朗的话有些偏颇,宋朝不能说它是重文轻武,首先军费。宋朝每年军费支出是所谓穷兵黜武李隆基时的五倍以上,虽然许多兵士家中生活困苦,但比汉唐那种役兵制呢?那会更苦。郑朗说冤杀武将。汉唐也有。再说武器,宋朝比那一朝一代都重视武器研发,还有军校武学。民间习武的气氛也很浓厚,弓箭社、马社、刀社、万马社彼彼皆是。武术更是宋朝常见的娱乐活动,比如角抵、使棒、舞刀枪、舞剑、射弩、举重,甚至有妇人穿着大背心大裤衩子,在街头公开与男人摔跤比赛。有些士大夫们还有着一身好身手,比如前朝贤相王曾就是一个武林高手,若打架,一个王曾能放倒十个郑朗。武术也在宋朝发扬光大,甚至在前期柳开、陈尧咨等士大夫愿意自动转为武将,投笔从戎。

    之所以看上去重文轻武,一是宋朝缺少骑兵,数次大败,用兵成本又高,形成的内敛格局。二就是士大夫打压武将的权限,自赵祯朝始,挂帅的非是武将,而是士大夫、外戚、宦官,有武将,武将在军中仅是一个傀儡。

    但这个问题郑朗也不好说明了,那么会成为文人的公敌。

    因此只说一个平,让大家自己反思去。

    又举起第二个字:正。

    “何谓正,从一而止,一为天下定于一,天下一统,止则是止步,故正原义是谓征战止步天天下统一之时。战争来临,将士惨战,家人破离,百姓疲苦,故真宗陛下体恤百姓,那怕契丹大军已困在河北,也不惜屈辱地与契丹搭成和议,仁宗陛下虽多场大捷,依然与西夏拿出钱帛和解。可实际效果呢?西夏人反反复复,朝廷不得不在陕西驻扎大量军队。契丹虽比西夏好一点,庆历战争勒索我朝增加岁币,改献为纳,熙宁大旱,再次勒索了河东大片闲田地区。朝廷不得不在河东河北驻扎了大量兵士。非正!”

    和平是好事,可这个驻兵,同样害苦了宋朝的百姓,宋朝的经济。

    因此这所谓的花钱买安,也不是一个好方法。

    “我朝西有西夏,西夏过后还有回鹘,就算灭了西夏,与回鹘未必能太平相处,况且吐蕃高原上乃是人间不可攀登之途,西南有大理,南方有交趾,辽东有契丹女真高丽,海外有倭国,北方更有契丹与漠北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即便是汉唐花费了无数人力钱力,也只能做到国力最盛时短时间的征服。想要融兵器于九鼎,放马于南山,那是不可能了。但是征服了西夏,西方无强敌威胁。若在条件允许下,再收回幽云,北方门户关起。那么兵费将会减少三成以上,甚至四成,若是我朝政治再象现在这样清明,国家继续产生大量盈余。两税就可能会全部免去,甚至放开盐酒专营,去除各种杂税,降低商税。如国库有充足的积余,可以轻松地倚据关墙之险,退可守,进又可以不苛民的反攻,到了那时,才是我朝的正,才会接近夫子所说的大同境界。”

    郑朗又重重地说了一句:“伐夏,仅是以正我朝的第一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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