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四十八章 帮手（2/2）
作者：午后方晴
诲为人所使，却不知道卿之用心。”
吕诲被王拱辰当枪头使唤了。
是不是真做了枪头，郑朗也不知道，这滩子事全部是私人恩怨。
吕诲更不服气了，带着御史台官员多次弹劾王安石，又牵连到郑朗。当然，火拼的结果，新吵架王吕诲也不是王安石对手。但郑朗不想再闹下去，因此于都堂会上说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用人更是如此，所恨者乃是以爱憎用人，爱之则爱之所长，憎之则憎之所短，那非是用人之道，用人之道恰恰相反，爱之要视其短，憎之要见其长。”
以前也说过，乃是郑朗有名的名言警句之一。说到这里，看着王安石。那意思是说，能否心胸放宽广一点，若连这个做不到，万一那天我下去后，如何将相之位放心地交到你手上？
实际做到很难，郑朗也不可能真正做到，但要努力做到。
然后看着吕诲说道：“治平之害，乃是因为言臣锐减，一度台谏官只有数人而己。故改制多个部司裁减，只有台谏恢复盛况，我还嫌不足，又增设十几家报纸，自民间起就增加舆论监督，以开言路。又正式将监察司制度完善。然献可，你可曾想过为何台谏锐减如此？”
吕诲不言。
这点御史台似乎做得略有些过份，不管怎么说，台谏是郑朗一手力促恢复元气的，自己这些人也是郑朗进谏重新召回来的。
“献可，非仅是与韩琦专权有关，真宗时我没有经历过。仁宗时我也在朝堂呆了数年之久。何谓言臣，替国家开言路，公忠国体。但自仁宗时起，台谏官员有了不好的趋势，公忠国体未看到多少，却多以个人恩怨言事，一度使宰执多次轮换，耽搁国政，甚至逼得富弼不得不向言臣低头。不敢作为，以求苟和，换取言臣的好感。这叫公忠国体？”
“国家弊端沉重，欠负巨大，何谓言臣。进忠言，匡国政，扶君王，纠百官。如此重任，岂能不顾大局，一味以个人爱憎感情弹劾？还有诸位说结党，无妨。我不敢说视功名若粪土那么清高，但功名对我来说也不过是一个便于做事的道具，危机过后，若诸位认为我还是结党专权。我会主动退去相位。甚至国家平安了，不用诸位说，我也会辞去相位，去郑州养老。”
“滕王钱郑四人被外放。已经外放了，便要安心地呆在地方上从政。庙堂重要，地方难道不重要吗？我在地方上呆了二十多年，也未曾感到什么委屈。为什么滕王钱郑就不能呆在地方为官？难道天塌了吗？做得好，中书有案记录，也能随时调回庙堂。况且诸位说结党，若真的结党，钱公辅对我一向敬重，为何我不力保之？其他三人难道与我私交恶乎？献可，还望大局为重，不要再争执下去了。否则又成嘉祐庆历之故事，望三思（指范仲淹吕夷简之争，当时视吕夷简为小人，但在此时，吕夷简早平反过来，也就是范仲淹的争斗毫无必要，甚至不对的）。”
双方各打五十大板，马上第三波改革就要动了，没有必要再斗下去。又说道：“我知道，改革以来，使得一些人利益受损，这也是你们反对的地方。但就是微调，难道没有人受损？”
拿起一张黄麻纸，又道：“昔日富弼与范希文交谈，说范希文贬官一定要慎重，一官贬去一户人家哭于道里。范希文说一家人哭好过一路人哭。实际中书每一道敕令出，岂没有千家笑，千家哭？”
“是啊，一定要慎重啊，”赵顼说道。朝廷那一项决策出来，岂不是有许多人家受益的，也有许多人家受损的，难道因此就不颁布诏令吗。所以一定要慎重。
“陛下睿智，献可，我性格比较淡，最恨的也就是争吵不休，以前身为参知政事或为两府相之时，年年有言臣弹劾我不作为。当真不作为？作为乃是理政，而非是在朝堂上争吵。虽我不才，不能象房玄龄、杜如晦、戴至德那样，清静无为天下而大治也，但治策出来，让天下汹汹，我也不喜之。只是因为国家弊端太沉重了，不得不用虎狼之药驱之。子产治郑，三年民才爱之，我也不能与子产相比，大宋更非是一个诸候郑国可以比拟。因此说五年，才两年时间，为何不多给我一点时间？五年不行，四年如何？”
吕诲道：“御史之职，也是纠察百官之道，是郑公方才之语，四人无辜而贬，乃执政之失也，我不得不言。”
还是没有低头，但语气软和了。
他对郑朗没有坏感，即便也未必赞成郑朗所有的改革，可真将郑朗逼下去，国家这个大黑窟窿怎么办？就是今年财政十之**会出现盈余，郑朗也不能立即下去，还有几亿赤字未解决呢。
赵顼解劝，道：“此事到此结束吧。”
吕诲多刚硬哪，能低下头，足够了。
况且马上第三波改革起，在郑朗教导下，赵顼也知道在这时候不能多事。均输法出，条例司没有多少人反对，三司冗肿得确实不象话，已经肿到严重影响政务的地步。因此设条例司，反对的人极少。但均输法反对的很多，包括大小苏与范纯仁，与文彦博那句话无关，认为均输法一出，必与民争利。
是公正的说法，一旦执行，不但影响到一些大商人的利益，中小商人同样会受损。
因此执行前，郑朗先再次放出二监部分股契，安抚一些人。钢监利润还没有完全起来，不过已经为朝廷打造许多武器，有了一些利润。并且郑州那边在进一步地完善技术，一旦技术完善，再加上平安监开采的铁矿产量提高，必然会逐年增加。两监股契还是很让人心动的。
又调拨一些老兵重新进入军队，起军事与政治指导员作用。不过大多数老兵或者从事其他行业，或者进入了镖行监。等到七百余老兵挑选出后，郑朗这才放出一条消息。
国家还会做一些改革，会使许多人利益受到伤害，无奈也，以后国家会进行补偿，郑朗正在谋划一个更庞大的监，这个监规模有可能比银行还要巨大，也更有前景，收益无可估量。
消息放出，迅传开。银行最终收益会是如何，不得而知，但将是一个惊人数字。比银行监收益更大，那是让人无法想像了。许多人询问，就连富弼曾公亮也问了好几次，郑朗未答，只说想法未成熟，现在不便公开。
会很麻烦的，一旦公开，争议很多，并且它需要一些特定的条件，条件未达到，公开了更麻烦。现在更是说都不能说。
之所以放出来，如他对赵顼说的，换取一部分人支持，让他们主动代替朝廷与反对者较量，好减少反对声音，让改革顺利执行下去。
均输法开始。
做了一部分兼让，先是运司的权利，没有让它总掌东南六路所有财赋大权，只是给了它调动东南六路权利。毕竟它只能算是三司第二级部门，若有了总掌东南六路财赋大权，让转运使与各知州知府何以情堪？没有总掌权，但必须有调动权，这是底限。
其次以粮食为主，顺利掌管着茶盐之道，可以在供给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例如京城紧缺导致昂贵无比，东南又多产而价践，向条例司汇报，条例司与三司正副使协商通过，交与中书裁决，再诏令下达采购。为了方便百姓，以及掌控时机，自奏报到达条例司后，至诏书下达时日不能过十天，以免产生耽搁。但做了一些限制，仅限于民生用品，至于奢侈品坚决不能插入进去，在这个基础上，还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确实紧缺，二是价格相差巨大，三是对百姓生活产生影响，条例司才能通过运司的提议。
正是这几条限制，使运司性质产生变化，非是与民争利，而是用来造福百姓。实际也不能说完全不与民争利，有时候产生短缺的原因，正是一些大贾刻意垄断，运司的出现，对大贾们垄断产生了伤害。以后至少在民生这一块，想垄断谋取高利润，大约不可能了。
有了这几条限制，依然有许多反对声音，不过弱了很多。
而且渴望着那个虚无飘缈的庞大作监，居然有许多人出面附和。郑朗成功地找来帮手，而且还不少，有可能有几十万条件好的三等以上户对郑朗暗送秋波。
但均输法仅是第三次改革的一个头，一个引子，随着均输法诏书下达，进行了一系列官职制订后，七月末，第三波改革到来了。看似赢利很少，实际它的争议有可能都比第一次改制时大。
吕诲被王拱辰当枪头使唤了。
是不是真做了枪头，郑朗也不知道，这滩子事全部是私人恩怨。
吕诲更不服气了，带着御史台官员多次弹劾王安石，又牵连到郑朗。当然，火拼的结果，新吵架王吕诲也不是王安石对手。但郑朗不想再闹下去，因此于都堂会上说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用人更是如此，所恨者乃是以爱憎用人，爱之则爱之所长，憎之则憎之所短，那非是用人之道，用人之道恰恰相反，爱之要视其短，憎之要见其长。”
以前也说过，乃是郑朗有名的名言警句之一。说到这里，看着王安石。那意思是说，能否心胸放宽广一点，若连这个做不到，万一那天我下去后，如何将相之位放心地交到你手上？
实际做到很难，郑朗也不可能真正做到，但要努力做到。
然后看着吕诲说道：“治平之害，乃是因为言臣锐减，一度台谏官只有数人而己。故改制多个部司裁减，只有台谏恢复盛况，我还嫌不足，又增设十几家报纸，自民间起就增加舆论监督，以开言路。又正式将监察司制度完善。然献可，你可曾想过为何台谏锐减如此？”
吕诲不言。
这点御史台似乎做得略有些过份，不管怎么说，台谏是郑朗一手力促恢复元气的，自己这些人也是郑朗进谏重新召回来的。
“献可，非仅是与韩琦专权有关，真宗时我没有经历过。仁宗时我也在朝堂呆了数年之久。何谓言臣，替国家开言路，公忠国体。但自仁宗时起，台谏官员有了不好的趋势，公忠国体未看到多少，却多以个人恩怨言事，一度使宰执多次轮换，耽搁国政，甚至逼得富弼不得不向言臣低头。不敢作为，以求苟和，换取言臣的好感。这叫公忠国体？”
“国家弊端沉重，欠负巨大，何谓言臣。进忠言，匡国政，扶君王，纠百官。如此重任，岂能不顾大局，一味以个人爱憎感情弹劾？还有诸位说结党，无妨。我不敢说视功名若粪土那么清高，但功名对我来说也不过是一个便于做事的道具，危机过后，若诸位认为我还是结党专权。我会主动退去相位。甚至国家平安了，不用诸位说，我也会辞去相位，去郑州养老。”
“滕王钱郑四人被外放。已经外放了，便要安心地呆在地方上从政。庙堂重要，地方难道不重要吗？我在地方上呆了二十多年，也未曾感到什么委屈。为什么滕王钱郑就不能呆在地方为官？难道天塌了吗？做得好，中书有案记录，也能随时调回庙堂。况且诸位说结党，若真的结党，钱公辅对我一向敬重，为何我不力保之？其他三人难道与我私交恶乎？献可，还望大局为重，不要再争执下去了。否则又成嘉祐庆历之故事，望三思（指范仲淹吕夷简之争，当时视吕夷简为小人，但在此时，吕夷简早平反过来，也就是范仲淹的争斗毫无必要，甚至不对的）。”
双方各打五十大板，马上第三波改革就要动了，没有必要再斗下去。又说道：“我知道，改革以来，使得一些人利益受损，这也是你们反对的地方。但就是微调，难道没有人受损？”
拿起一张黄麻纸，又道：“昔日富弼与范希文交谈，说范希文贬官一定要慎重，一官贬去一户人家哭于道里。范希文说一家人哭好过一路人哭。实际中书每一道敕令出，岂没有千家笑，千家哭？”
“是啊，一定要慎重啊，”赵顼说道。朝廷那一项决策出来，岂不是有许多人家受益的，也有许多人家受损的，难道因此就不颁布诏令吗。所以一定要慎重。
“陛下睿智，献可，我性格比较淡，最恨的也就是争吵不休，以前身为参知政事或为两府相之时，年年有言臣弹劾我不作为。当真不作为？作为乃是理政，而非是在朝堂上争吵。虽我不才，不能象房玄龄、杜如晦、戴至德那样，清静无为天下而大治也，但治策出来，让天下汹汹，我也不喜之。只是因为国家弊端太沉重了，不得不用虎狼之药驱之。子产治郑，三年民才爱之，我也不能与子产相比，大宋更非是一个诸候郑国可以比拟。因此说五年，才两年时间，为何不多给我一点时间？五年不行，四年如何？”
吕诲道：“御史之职，也是纠察百官之道，是郑公方才之语，四人无辜而贬，乃执政之失也，我不得不言。”
还是没有低头，但语气软和了。
他对郑朗没有坏感，即便也未必赞成郑朗所有的改革，可真将郑朗逼下去，国家这个大黑窟窿怎么办？就是今年财政十之**会出现盈余，郑朗也不能立即下去，还有几亿赤字未解决呢。
赵顼解劝，道：“此事到此结束吧。”
吕诲多刚硬哪，能低下头，足够了。
况且马上第三波改革起，在郑朗教导下，赵顼也知道在这时候不能多事。均输法出，条例司没有多少人反对，三司冗肿得确实不象话，已经肿到严重影响政务的地步。因此设条例司，反对的人极少。但均输法反对的很多，包括大小苏与范纯仁，与文彦博那句话无关，认为均输法一出，必与民争利。
是公正的说法，一旦执行，不但影响到一些大商人的利益，中小商人同样会受损。
因此执行前，郑朗先再次放出二监部分股契，安抚一些人。钢监利润还没有完全起来，不过已经为朝廷打造许多武器，有了一些利润。并且郑州那边在进一步地完善技术，一旦技术完善，再加上平安监开采的铁矿产量提高，必然会逐年增加。两监股契还是很让人心动的。
又调拨一些老兵重新进入军队，起军事与政治指导员作用。不过大多数老兵或者从事其他行业，或者进入了镖行监。等到七百余老兵挑选出后，郑朗这才放出一条消息。
国家还会做一些改革，会使许多人利益受到伤害，无奈也，以后国家会进行补偿，郑朗正在谋划一个更庞大的监，这个监规模有可能比银行还要巨大，也更有前景，收益无可估量。
消息放出，迅传开。银行最终收益会是如何，不得而知，但将是一个惊人数字。比银行监收益更大，那是让人无法想像了。许多人询问，就连富弼曾公亮也问了好几次，郑朗未答，只说想法未成熟，现在不便公开。
会很麻烦的，一旦公开，争议很多，并且它需要一些特定的条件，条件未达到，公开了更麻烦。现在更是说都不能说。
之所以放出来，如他对赵顼说的，换取一部分人支持，让他们主动代替朝廷与反对者较量，好减少反对声音，让改革顺利执行下去。
均输法开始。
做了一部分兼让，先是运司的权利，没有让它总掌东南六路所有财赋大权，只是给了它调动东南六路权利。毕竟它只能算是三司第二级部门，若有了总掌东南六路财赋大权，让转运使与各知州知府何以情堪？没有总掌权，但必须有调动权，这是底限。
其次以粮食为主，顺利掌管着茶盐之道，可以在供给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例如京城紧缺导致昂贵无比，东南又多产而价践，向条例司汇报，条例司与三司正副使协商通过，交与中书裁决，再诏令下达采购。为了方便百姓，以及掌控时机，自奏报到达条例司后，至诏书下达时日不能过十天，以免产生耽搁。但做了一些限制，仅限于民生用品，至于奢侈品坚决不能插入进去，在这个基础上，还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确实紧缺，二是价格相差巨大，三是对百姓生活产生影响，条例司才能通过运司的提议。
正是这几条限制，使运司性质产生变化，非是与民争利，而是用来造福百姓。实际也不能说完全不与民争利，有时候产生短缺的原因，正是一些大贾刻意垄断，运司的出现，对大贾们垄断产生了伤害。以后至少在民生这一块，想垄断谋取高利润，大约不可能了。
有了这几条限制，依然有许多反对声音，不过弱了很多。
而且渴望着那个虚无飘缈的庞大作监，居然有许多人出面附和。郑朗成功地找来帮手，而且还不少，有可能有几十万条件好的三等以上户对郑朗暗送秋波。
但均输法仅是第三次改革的一个头，一个引子，随着均输法诏书下达，进行了一系列官职制订后，七月末，第三波改革到来了。看似赢利很少，实际它的争议有可能都比第一次改制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