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之感。当时桓震急着赶赴辽东,全没放在心上,后来宁远闹饷,两人又再见面,他便替福王拉拢起桓震来,桓震明知朱常洵生性贪残,只用言语推诿过去,李经纬也不再强求。待到皇太极薄边入寇,桓震从援京师,在遵化铁场伏击恩格德尔,李经纬便挑明了说上一次借予桓震应付兵饷的三万银子,乃是福王的家财,取出了当时桓震所写的借条要他立时归还。
桓震率军在外,一时间哪来这许多银钱?本想置之不理,反正自己大兵在手,李经纬一个行商,又能如何?然而仔细一想,这道理自己明白,难道李经纬便不明白?所谓索债是假,为福王拉拢自己才是真的。倘若一口回绝,此人手中还有比借条厉害百倍的东西,那便是自己私卖军火、参股出海的凭据。一时间竟起了杀心,一面虚与委蛇,要他去河南向福王致意,一面就要对李经纬痛下杀手。
便在剑出鞘前一瞬,桓震突然改了主意。福王虽然贪残,却也富可敌国,当时人有“洛阳富于大内”之说。非但如此,朱常洵还拥有河南、山东、湖广的大片肥沃田地,倘能利用得当,未始不是一个极好的助力。反正福王无非也是不甘心皇位落在哥哥的后人手里,然而当皇帝哪里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光是一班朝廷大臣的攸攸之口,便足够他堵个半天。自己却无须管那么多,暂且虚应故事,能从福王那里榨得一笔就算一笔。
想明白了这一层,便任由李经纬离去。后来战事日紧,京师受困,福王那边传来消息,说是准备起兵勤王了。桓震心中清楚,勤王是假,预备抢夺皇位才是真的。可是只要侄儿活着一天,他朱常洵便没半点念想,唯一的指望是虏兵打破北京,将崇祯皇帝捉了去,或是索性杀了,最好连太子也都死了,那时他便可找一班势利臣子上表劝进,反正朱常洵有的是钱,有钱使得磨推鬼,哪怕韩爌这种硬骨头不肯低头,周延儒这等人总有给他收买过去的。
干这件事,手里还非得有兵不可。明制,藩王一旦离京就藩,便不得擅离藩地,自然更不可能拥有军队。虽说朱常洵的田庄之中蓄养着数以万计的庄丁,叫他们披甲持枪,也算兵士,然而一则决不能同朝廷的正规军相提并论,二则藩王私蓄军械,那是极严重的罪过,河南到北京千里迢迢,莫说他朱常洵自己没本事带兵赴援,他手下更没一个够资格干这桩事情的人。王府豢养的幕客虽然甚多,却都没有名分,见不得光,更别说名正言顺地领兵打仗了。
因此朱常洵便想到这个法子,他信奉钱可通神,人心,军队,舆论,甚至皇位都可以拿银子买来,只待战局到了最后关头,哪个武将立下了头等大功,便将他收买过来,那时就算自己的勤王之师与他合兵一处,只要成功夺位,又有谁能说个不字?哪怕失败,也不过一死而已,反正这些年来自己已经享受够了,就算立时死了,也已经赚够了本,总好过一生一世都活在痨病鬼常洛的阴影之中。至于为甚么选中桓震,李经纬坚不肯说,桓震也拿他没法,只得不了了之。
桓震虽然答应了李经纬,起初可并没打算兑现诺言。他心中明白,若是福王做了皇帝,只会比他的父亲更加贪心敛财,那时恐怕整个中国都要毁在他手里了。后来袁崇焕下狱,他与崇祯皇帝也撕破了脸皮,整个辽东已经再无退路。皇太极是不能不打退的,否则岂不是明朝仍亡,八旗仍旧入关,中国社会又再倒退,自己所有一切努力统统付诸流水?可是皇太极一退,崇祯必然卸磨杀驴,他是皇帝,整个中国的官僚机构都掌握在他手里,凭借辽东之力是绝然无法同他对抗的。那时候不光袁崇焕,连同一干辽系将领的去留存亡,都成了大问题。辽东没法子脱离内地**抗击后金,更加不能投降了后金,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让崇祯去死。
这时候洛阳方面又派人来,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桓震才开始重新考虑李经纬的建议。只是他却并不情愿当真叫朱常洵做了皇帝,怎生用个法子借力打力,他自离开蓟州以来,便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只是至今仍旧没有答案。
所以他也不敢轻易应承拥戴福王,两年前的桓震只是一个生死由命、捞一把算一把的光棍汉,可现下他肩上担的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性命,也不光是一个袁崇焕的性命,却是整个辽东,整个中国,整个汉人民族的生死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