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帝建立大隋帝国,以立国之功拜李穆为太师,其“子孙虽在襁褓者,悉拜仪同”。
陇西成纪房李氏自李贤三兄弟起。历西魏、北周、隋朝三朝,以英勇善战功著于世,凭忠肝义胆受帝王恩信,其子孙宗亲位列柱国名臣、衔授将军、封官刺史、进封爵位、官居五品以上者达数百人之多。家族昌盛绵延八十余年,是陇西第一豪门,关陇最为显赫世家之一。
皇帝要想摧毁这样一个豪门,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他不仅要应对来自关陇汉虏两大贵族集团的阻碍之力,更要承担来自帝**方的压力,尤其是以关陇子弟为主的帝国最强大的西北军很可能会因此陷入混乱,甚至危及到西北镇戍之安全。
然而。帝国政局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在中外紧张形势的夹击下,皇帝和以其为首的改革势力必须做出决断,是向反对势力妥协。承认改革失败,还是向反对势力痛下杀手,以暴力手段逼迫反对势力低头妥协,继而求得政治上的统一,中央威权的凝聚。实现政令之通达,政局之稳定?
皇帝只有唯一的选择,只有痛下杀手,只有把对手打倒在地。但为了顶住来自关陇汉虏两大贵族集团的阻碍之力,为了防止帝**方向东都施加压力。尤其是防止西北军出现混乱,皇帝不得不寻找一个杀人的托词。于是流传中土的谶纬之言便顺理成章的变做了杀人刀,化作了政治风暴的发动之源。
“李氏当兴”之谶言一度在中土甚嚣尘上,而山东贵族集团五大世家之一的赵郡李氏和关陇贵族集团的陇西李氏,是最有可能应谶的对象,但先帝却始终未曾对这两大豪门痛下杀手,原因便是这两大豪门的势力太过庞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贸然行事,以免祸及自身。今上登基后,对赵郡李氏和陇西李氏的某些旁系支房或者某个权贵曾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但对两大豪门的主房主支却也一直不敢痛下杀手。
今日,皇帝被日益紧张的中外形势和日益激化的内部矛盾所逼迫,无奈之下只有在刀尖上跳舞,孤注一掷,行险一搏了。
某日,有方士安伽陀上书皇帝,言“李氏当为天子”,劝谏皇帝为了杨氏之江山,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诛尽海内凡李姓者。
旋即又有匿名方士上奏,说将作监李敏,小名洪儿,其名有应谶之意,恳求皇帝将其诛之,以保杨氏之国祚。
风雨欲来风满楼。李敏知道风暴即将降临李氏一门,大为恐惧,遂与家主右骁卫大将军李浑商议应对之策。李浑使出浑身解数,十万火急向关陇豪门求助,并积极联络西北军里所属派系军队,做好应变准备。
李氏惊惶失措之下,不慎中计了。时镇戍陇西的光禄大夫、右骁卫将军裴仁基密奏皇帝,以确凿证据告发李浑阴谋造反。
李浑在陇西的势力,不亚于杨玄感在河南的势力,假若李浑造反,考虑到陇右对关中的影响力,以及西北军对帝国的重要性,不难推测到其对帝国造成的伤害或许还要大于杨玄感叛乱对帝国所造成的冲击。
皇帝果断下令,抓捕李浑,凡成纪李氏一脉子弟宗亲,统统抓捕,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
与此同时,阻力也接踵而至,不但有来自关陇贵族集团的阻力,还有来自中枢核心的改革势力中的阻力。
负责审理此案的尚书左丞元文都来自帝国虏姓第一豪门,是关陇贵族集团的中流砥柱。御史大夫裴蕴虽隶属于江左贵族集团,但同时他也要兼顾到河东裴氏的利益,所以,联合审理的结果是查无实据。
皇帝震怒,召回元文都和裴蕴,派出自己的绝对亲信,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审理此案。
宇文述“不辱使命”,顶住了巨大压力,在最短时间内把此案办成了铁案。
三月初五,皇帝下旨,斩李浑、李敏及其宗族子弟三十二人,三服以内亲属全部流放边陲。
一夜间,陇西李氏主房主支的成纪一门烟消云散,荣华富贵尽数化作一场春秋大梦。
关陇本土贵族集团遭到了沉重一击,帝国保守派再遭重创,帝国内部的矛盾似乎因此得以遏制,帝国政局似乎也在向皇帝所预想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皇帝在军政两界还做了一系列的人事调整,其中最为关键、最为重要、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诏令弘化留守、唐国公李渊出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秉承制命任免郡县文武官员,并征召河东诸鹰扬戡乱平叛,而代替李渊镇戍陇右、统领西北军的便是刚刚升任帝国右骁卫大将军的裴仁基。此举意在控制西北军,以确保关中之稳定,西北镇戍之安全。
在这场政治风暴最为剧烈之刻,东北道的正副大使薛世雄、伽蓝向皇帝和中枢十万火急告警,大漠北虏正在积极准备南下入侵,南北战争爆发在即。
皇帝非常决断,毅然决定赶赴代北,亲自坐镇北疆,指挥帝国大军与大漠北虏一决生死,以维护帝国之安危,中土统一之大业。
三月十七日,皇帝出东都,率行宫赶赴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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