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名称,和对应的起于一地、统一诸夏的法统,把“俺最大,俺最合法”当做了法理论述。而明朝则用了驱逐蒙古人的理由,又成功延续了一次。等到清朝接手的时候,能找的理由已经基本上用完了。
清朝按照惯例,指责李自成等人为“贼”,但和其他朝代不同,它无法借此声明自己和其他“贼寇”的区别,强调自己的合法性。
雍正的思路,如果真的能够执行,确实有利于弥合满汉矛盾,但同时,它不但无助于王朝合法性的确立,甚至还是自己刨自己根的行为。
中原王朝疆域和统治理念的最重要根基之一,是天下观,这也不可能被抛弃的。承认满洲是一个地域人群,宣称汉满之间没有区别,单看没有问题,和天下观结合起来,就麻烦了。
因为按这种理论,满洲人当年显然也是“天下人”的一部分,应该属于当时的明朝天子法理管辖的范围。所以,满洲人起兵对抗明朝,毫无疑问是比李自成、张献忠等下层人士的起事,要更加严重的叛逆行径。
说李自成是贼寇可以,但这样自己就是巨寇了……
所以,“华夷一家”、“天下”、“世袭王朝合法性”,这三点永远只能要两个。
清朝的各种尝试,几乎全都在这里碰了壁。比如后来,乾隆还专门下令编订《贰臣传》,和降清的明朝官员进行切割,想借此进一步和“贼寇”拉开距离,提高自己的王朝合法性。
但这种传统的方式,依然很难有效果。因为套用“天下观”,不难发现,明末最大的贰臣,就是建州卫龙虎将军,剩下这些人不过是给他当喽啰的。这越宣传越麻烦了……
一系列尝试失败之后,清朝对于合法性的论述,已经基本处于躺平状态。
雍正死后才两个月,还没来得及改元,乾隆就紧急封禁了他的宣传书籍,推广普通话、以及严刑峻法约束旗人等尝试也被废止。此后,大家就只能不断复读君臣道义之类的话,再也做不出有意义的创新了。
即使如此,负面效果也不好消去。
人家指责他“夷狄盗窃天位,染污华夏,如强盗劫去家财,复将我主人赶出在外,占踞我家。”雍正发现这个指责非常有力,是主要的争论点,于是他把这话直接从“禁书”里抄了出来,给全天下宣布:“现在有人指责我‘夷狄盗窃天位,染污华夏等等’,我认为不是这样……”
总之,雍正写书的时候太过实诚了,反驳别人都要引用对方的文献原文……这样一来,等于分析出来的问题,被大家全知道了。
这种情况下,乾隆只能尽力去打补丁。对于最危险的“龙虎将军谋反”问题,也从“天下”下手,竭力论证自己家族的祖先,不在明朝统治范围内。
为此,乾隆专门考证满洲的源流,尽力把祖源往远离中原的地方扯。最后,他终于得出结论——爱新觉罗家族来自三韩。
这个结果,某种意义上也是很有震撼性的。不过,也终于避免了对于世袭王朝来说,更加尴尬的“带头谋反”问题。
虽然代价是搞出了个“努尔哈赤是韩国人”式的暴论,但总算是给圆过去了,也算值得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