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三章 京华烟云(下)（1/2）
作者：星空漫游者
第八十三章 京华烟云（下）
梁敦彦还指出，目前的中国，看似除旧布新，国家日新月异，但某些根深蒂固的传统不过是改头换面。
国家虽倡导法制，但法律的颁布，推行，实施依然赖于权力，而无法真正实现三权分立。司法**尽管喊了很多年，但即使在中枢，“也有很多违反法律的潜规则在默默地发挥作用”，而在很多地方，权大于法“基本上是明目张胆”。
梁敦彦还指出，在早先的战时管制体制之下，地方权力机构越权干涉司法乃至立法的情况屡见不鲜。尽管地方政fu经历了大清洗，但中枢派下去的干部和调查组却实际上成为了地方的最高权力机构。以“一切为了国战”的名义，这些新的权力者往往无视法律，破弃正常程序，办事直截了当。这种办事方法固然提升了办事效率，也支持了前方的国战，但留下的隐患在战后却难以消除。
梁敦彦甚至隐晦地指出，之前中枢政fu的很多举措，甚至至今依然生效的一些法规，政策，都有违宪的嫌疑，而最高法院“似乎并未真正履行宪法赋予的权力”。
梁敦彦意味深长地指出，尽管华夏有幸生逢郑鹰和郑宇两位开明君主治政，可谓“天佑”，但如果这种破坏法制如同无物，违反宪法而不加追究，以政fu权力为国家信条，破坏三权分立根基的做法变成传统，流传下去，必定在未来生根发芽，并最终结出毒果。
梁敦彦认为，民众一切的权利，最根本的保障并非圣明君主。毕竟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尽管大家都希望伟大的皇帝万岁万万岁，但事实上，皇帝们能够有效统治国家的时间不过几十年，而纵观历史，大部分时间却是不称职的皇帝在任。
梁敦彦还直接引用了曾经被满清派遣出使英国，并因为称赞英国体制而被满清“清流”辱为汉奸，却被郑鹰延聘为顾问的郭嵩焘之言：“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
梁敦彦认为，华夏之所谓三代之治，以《竹书纪年》观之，依然不过是力强者胜，人心不古，所谓圣人也多是枭雄狠辣，所谓禅让不过是强力篡权的说辞。而“我帝国之先帝，今上，治政之明，爱民之切，眼光之锐，格局之阔，虽三代先王，古之令主不能及之万一”。
梁敦彦认为，如此等超迈古今的圣君，实在是古今中外千中难寻一二。华夏能连逢两代圣君，可见民族气运复兴，毋庸讳言。不过，观之历史，汉朝之高祖，文景，唐的高祖太宗，宋的太祖太宗，明的高祖成祖，至少比之其后代堪称英锐，而之后君主多庸弱之辈。可见这圣君，运气好的时候碰得到，但终究不是常态。如果国家民族始终把希望寄托在一代一代的君主都是千载难逢的圣君，那最终是必然会失望的。
一个才干不足之辈，掌握了不受制约的权力，引发的灾难必然超过一些才干虽然不错，权力却受到足够制衡的精英。故而在梁敦彦看来，威权主义“可以救华夏于一时”，而终难“救华夏于千秋”。中国之革新，步英法美后尘行民权自由，虚君立宪体制才是长治久安的根基所在。
洋洋洒洒一番列举分析之后，梁敦彦终于提出了“华夏自由主义”的内核：尊重传统，开启民智，宣传平等自由和博爱理念，逐步开放受管制的人权自由，争取在二十年内达到英法美等国的水准，以“民权”来确保民众的自由，逐步限制皇权，最终实现虚君立宪的议会内阁体制。
梁敦彦大作一出，神州纸贵，各大高校，知识界，中上阶层纷纷传阅，可除了叫好之声，却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反对声浪甚至攻击谩骂。
炎黄党的《汉风》之上，最近因为文化论战落败有些萎靡的复古兴汉派干将们纷纷如同打了鸡血，争先恐后地开始狠批梁敦彦。
章炳麟痛骂梁敦彦“忘恩负义”，从梁敦彦被先帝郑鹰一手提拔栽培说起，又讲到此人在国战之时无视皇恩，临阵脱逃，在国战尚未结束的时候分裂执政同盟，自组自由党，可见“其豺狼之性，枭獍之心为毒何烈”。
章炳麟笔锋一转，又从“此贼就读英国之伦敦大学，素受英夷亲重，与英夷多有私下往还”说起，列举其“一心以夷变夏”的劣迹斑斑，隐隐攻击其居心叵测，并公然以当年清流嘲讽郭嵩焘的对联加以讥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姚麟则指出，“所谓自由主义，无非西人无君无父，豺狼习性，喜好强凌弱，弱肉强食之自由”，而华夏“上下敦睦，各安其位，圣天子在朝，诸贤尽职，正是天下大治”。舍此善政，妄行西夷之自由主义，使“礼教大崩，社会混乱”，则华夏“不亡而亡”。姚麟还进一步提出，有些人“就是看不得中国强，就是看不得我华夏之民安居乐业，处心积虑加以破坏”，此等奸谋“虽黄发垂髫知其不可行”，而梁敦彦则“信之若圭臬”。
公民党的梁启超，却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梁敦彦，在《新民丛报》上连连发表文章，呼吁“重视民权”。
梁启超提出，中国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已经到了“关键转折”，到底选择什么样的一条道路，也必将决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未来千百年的命运。他认为，国家之强，根基在于“民众之强”，而民众之强，在于民权大兴，人人自尊自信自强**，而非其他人权力之下的奴仆，如此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强国。
没有民众之强，没有民权大兴，一切的强盛都如同过眼烟云转瞬即逝，俄国，日本，就是此等例子。
梁启超表达了对帝国两代皇帝的尊敬与尊崇之后，也谨慎地提出“治国当谋千秋万代之根基，而国家民族之长远未来实赖民权”，而民权的保障，并不能依靠圣君和皇权，靠的是宪法和法治，是教育普及。只有从小教育国民自尊自信，做一个遵纪守法，懂得权利和义务的公民，并且以宪法和法律加以强制保障，国民才能拥有真正的人权，国家的秩序也不会因人亡政息而走向衰败和混乱。
已经受聘帝国大学社会学系的李达也参加了这场论战，并且不出意料地为“二梁”摇旗呐喊。
李达，这位曾经被视为地方自治主义旗手，却在北京事变之后游历全国，随即宣布“修正观点”，甚而被人私下视为“骑墙派”的学者，在这一刻绽放出了光彩。
李达明确提出，所谓自由，并非绝对的，不受制约的自由。在西方首先发展起来的自由概念，即所谓liberty，指的是“社会中他人的强制被尽可能地减少到最小限度”，也即是作为个体的人摆脱他人压迫的状态。
他明确提出，那些攻击自由主义的人所批评的彻底的自由，其实正是**体制之下权力者依靠权力肆意剥夺和侵犯他人自由的状态，而这种所谓的“彻底的自由”，对于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个体来说却是“最大的不自由”。反对派们有意歪曲自由的含义，其实攻击的恰恰是他们所拥护的东西。
他提出，自由是天然权利，人生而自由，这种权利不可放弃，也不可剥夺，除非这些人
梁敦彦还指出，目前的中国，看似除旧布新，国家日新月异，但某些根深蒂固的传统不过是改头换面。
国家虽倡导法制，但法律的颁布，推行，实施依然赖于权力，而无法真正实现三权分立。司法**尽管喊了很多年，但即使在中枢，“也有很多违反法律的潜规则在默默地发挥作用”，而在很多地方，权大于法“基本上是明目张胆”。
梁敦彦还指出，在早先的战时管制体制之下，地方权力机构越权干涉司法乃至立法的情况屡见不鲜。尽管地方政fu经历了大清洗，但中枢派下去的干部和调查组却实际上成为了地方的最高权力机构。以“一切为了国战”的名义，这些新的权力者往往无视法律，破弃正常程序，办事直截了当。这种办事方法固然提升了办事效率，也支持了前方的国战，但留下的隐患在战后却难以消除。
梁敦彦甚至隐晦地指出，之前中枢政fu的很多举措，甚至至今依然生效的一些法规，政策，都有违宪的嫌疑，而最高法院“似乎并未真正履行宪法赋予的权力”。
梁敦彦意味深长地指出，尽管华夏有幸生逢郑鹰和郑宇两位开明君主治政，可谓“天佑”，但如果这种破坏法制如同无物，违反宪法而不加追究，以政fu权力为国家信条，破坏三权分立根基的做法变成传统，流传下去，必定在未来生根发芽，并最终结出毒果。
梁敦彦认为，民众一切的权利，最根本的保障并非圣明君主。毕竟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尽管大家都希望伟大的皇帝万岁万万岁，但事实上，皇帝们能够有效统治国家的时间不过几十年，而纵观历史，大部分时间却是不称职的皇帝在任。
梁敦彦还直接引用了曾经被满清派遣出使英国，并因为称赞英国体制而被满清“清流”辱为汉奸，却被郑鹰延聘为顾问的郭嵩焘之言：“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
梁敦彦认为，华夏之所谓三代之治，以《竹书纪年》观之，依然不过是力强者胜，人心不古，所谓圣人也多是枭雄狠辣，所谓禅让不过是强力篡权的说辞。而“我帝国之先帝，今上，治政之明，爱民之切，眼光之锐，格局之阔，虽三代先王，古之令主不能及之万一”。
梁敦彦认为，如此等超迈古今的圣君，实在是古今中外千中难寻一二。华夏能连逢两代圣君，可见民族气运复兴，毋庸讳言。不过，观之历史，汉朝之高祖，文景，唐的高祖太宗，宋的太祖太宗，明的高祖成祖，至少比之其后代堪称英锐，而之后君主多庸弱之辈。可见这圣君，运气好的时候碰得到，但终究不是常态。如果国家民族始终把希望寄托在一代一代的君主都是千载难逢的圣君，那最终是必然会失望的。
一个才干不足之辈，掌握了不受制约的权力，引发的灾难必然超过一些才干虽然不错，权力却受到足够制衡的精英。故而在梁敦彦看来，威权主义“可以救华夏于一时”，而终难“救华夏于千秋”。中国之革新，步英法美后尘行民权自由，虚君立宪体制才是长治久安的根基所在。
洋洋洒洒一番列举分析之后，梁敦彦终于提出了“华夏自由主义”的内核：尊重传统，开启民智，宣传平等自由和博爱理念，逐步开放受管制的人权自由，争取在二十年内达到英法美等国的水准，以“民权”来确保民众的自由，逐步限制皇权，最终实现虚君立宪的议会内阁体制。
梁敦彦大作一出，神州纸贵，各大高校，知识界，中上阶层纷纷传阅，可除了叫好之声，却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反对声浪甚至攻击谩骂。
炎黄党的《汉风》之上，最近因为文化论战落败有些萎靡的复古兴汉派干将们纷纷如同打了鸡血，争先恐后地开始狠批梁敦彦。
章炳麟痛骂梁敦彦“忘恩负义”，从梁敦彦被先帝郑鹰一手提拔栽培说起，又讲到此人在国战之时无视皇恩，临阵脱逃，在国战尚未结束的时候分裂执政同盟，自组自由党，可见“其豺狼之性，枭獍之心为毒何烈”。
章炳麟笔锋一转，又从“此贼就读英国之伦敦大学，素受英夷亲重，与英夷多有私下往还”说起，列举其“一心以夷变夏”的劣迹斑斑，隐隐攻击其居心叵测，并公然以当年清流嘲讽郭嵩焘的对联加以讥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姚麟则指出，“所谓自由主义，无非西人无君无父，豺狼习性，喜好强凌弱，弱肉强食之自由”，而华夏“上下敦睦，各安其位，圣天子在朝，诸贤尽职，正是天下大治”。舍此善政，妄行西夷之自由主义，使“礼教大崩，社会混乱”，则华夏“不亡而亡”。姚麟还进一步提出，有些人“就是看不得中国强，就是看不得我华夏之民安居乐业，处心积虑加以破坏”，此等奸谋“虽黄发垂髫知其不可行”，而梁敦彦则“信之若圭臬”。
公民党的梁启超，却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梁敦彦，在《新民丛报》上连连发表文章，呼吁“重视民权”。
梁启超提出，中国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已经到了“关键转折”，到底选择什么样的一条道路，也必将决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未来千百年的命运。他认为，国家之强，根基在于“民众之强”，而民众之强，在于民权大兴，人人自尊自信自强**，而非其他人权力之下的奴仆，如此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强国。
没有民众之强，没有民权大兴，一切的强盛都如同过眼烟云转瞬即逝，俄国，日本，就是此等例子。
梁启超表达了对帝国两代皇帝的尊敬与尊崇之后，也谨慎地提出“治国当谋千秋万代之根基，而国家民族之长远未来实赖民权”，而民权的保障，并不能依靠圣君和皇权，靠的是宪法和法治，是教育普及。只有从小教育国民自尊自信，做一个遵纪守法，懂得权利和义务的公民，并且以宪法和法律加以强制保障，国民才能拥有真正的人权，国家的秩序也不会因人亡政息而走向衰败和混乱。
已经受聘帝国大学社会学系的李达也参加了这场论战，并且不出意料地为“二梁”摇旗呐喊。
李达，这位曾经被视为地方自治主义旗手，却在北京事变之后游历全国，随即宣布“修正观点”，甚而被人私下视为“骑墙派”的学者，在这一刻绽放出了光彩。
李达明确提出，所谓自由，并非绝对的，不受制约的自由。在西方首先发展起来的自由概念，即所谓liberty，指的是“社会中他人的强制被尽可能地减少到最小限度”，也即是作为个体的人摆脱他人压迫的状态。
他明确提出，那些攻击自由主义的人所批评的彻底的自由，其实正是**体制之下权力者依靠权力肆意剥夺和侵犯他人自由的状态，而这种所谓的“彻底的自由”，对于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个体来说却是“最大的不自由”。反对派们有意歪曲自由的含义，其实攻击的恰恰是他们所拥护的东西。
他提出，自由是天然权利，人生而自由，这种权利不可放弃，也不可剥夺，除非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