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互利而非礼教秩序才是社会和谐的根基。‘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在这种爱意融融的相互义务xing关系中,在这种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社会资源分配体制之下,天下才能实现和谐与富足,也就可以实现不同成员间的博爱。是故,兼爱互利是为治之道,‘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yu天下之富,而恶其贫;yu天下之治,而恶其luan,当兼相爱、jiao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墨子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攻等主张均以兼爱为出发点。可见我先秦时代,平等博爱思想早已提出,无奈当时统治阶层纷纷采取法家的愚民思想,汉武又以儒道法合流为经学,‘定天下于一尊”愚民宗法**文化从此大兴,si爱泛滥,而墨家平等博爱之jing神渐渐埋没矣……”
“西方思想启meng之人生而平等,人生而自由,社会契约理论,早在chun秋时期,即已被墨家提出。墨翟在《墨子?法仪》中提出,‘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在墨家理论中,人生而平等,并受权利于天,乃是天赋人权。而墨家的‘兼爱’思想也正建立在这种天赋人权,生而平等的基础上。《墨子?经说上》指出:’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非若爱马。’在这里,墨家提出人本身就是目的,而非手段,正所谓以人为本,中庸仁恕。”
“《墨子?尚同下》提出,‘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长也,百姓为人。”也就是在人类社会早期,是不存在统治者的,百姓都是平等的自由人。而在《尚同上》中墨子又指出,由于无政fu状态导致‘天下之luan”人们‘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立诸侯国君……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可见墨子在平等,博爱,自由的理论基础上,公开提出了人类政权组织原本基于民主推选,基于社会公共契约的理论。”
“……墨家重视科学实践,并提出辩证地看待一切事物,其义利相辅相成的观念也体现出了这种辩证客观的jing神,这正是中庸思想的伟大体现……而墨家坚持以利国利民为一切思想文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所谓‘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主张天下为公,正是仁恕jing神的体现。而墨家之中庸仁恕,核心便是以人为本……”
“由此可见,儒学也好,墨学也好,虽然手段有不同,但内涵其实有其共xing:以人为本,中庸仁恕……我华夏文化实乃以人为本之文化,无奈却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大一统皇朝的确立,由于家天下统治阶层的利益导向最终走向了逆向淘汰,人文思想被扼杀和埋没,思想文化逐渐走向扼杀和扭曲人xing,愚昧人文的方向,方有近代历史一次又一次不忍卒读的惨剧,使宝珠meng尘,此堪为今世之诫……”
“中华传统文化的以人为本也好,中庸仁恕也好,这些jing神内核,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实在需要以不同的手段加以实现。当今社会民智大开,各国争逐,稍稍行错一步就是万劫不复,俄国已经是眼前的例子……历史大chao浩浩汤汤,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人,由无独立人格之奴才,发展为独立进取自尊自信的公民,乃是历史chao流,也是人xing必然。如此chao流,要违逆之,便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犯罪,也是对华夏先祖的背叛。今时今日,理学提倡的等级尊卑,爱以差等,束缚人xing等手段,实在已经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毒瘤,而墨家提倡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民主法治,平等博爱自由理念,正需我华夏国民详加揣摩……”
“以人为本,中庸仁恕,于当今时代,当以合适之手段体现。我华夏新学,贯彻以人为本之人本jing神,以中庸仁恕为信条,以法治维护社会公正与秩序,以科学推动社会进步,一切务实而不务虚,以实践检验真理,而非以圣人之言为真理来检验实践。有了这个根基,才有了帝国民智大开,我华夏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文治武功为一时之盛。”
“我华夏新学,今日之中庸并非因循苟且,并非无原则的‘持中”而是客观,理xing,不偏执,不顽固。我华夏新学一向认为,中庸即理xing,中庸即科学,中庸即客观;所谓仁恕,也再非旧王朝的假仁假义,外残内忍,再非对内寡恩对外慷慨以昭显‘天朝威仪’。我华夏新政,对内推广教育,发展经济,建立公平之社会保障,建平等之法制和民主政治以保障国民权益,使国民分享国家成长之实惠。对国家民族之敌,我华夏新政以铁血对横暴,此对敌之铁血,即是对国家民族之仁恕也。”
“由此可见,仁恕即民主法治,即博爱平等……中庸仁恕,就是科学与民主法治……作为社会发展的手段,非西方所独有,而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础。没有科学,则一切都不过是空谈,无非是翻炒圣人之言,说得天hua烂坠,实则毫无用处。没有民主法治,则整个社会还是要依靠宗法lun理那一套去治理,人人膜拜权力,崇拜权威,毫无思想自由,无人格尊严,既无自尊也无自信,这等愚弱之民又如何与列强虎狼之民同场较技?”
“我华夏新学,乃是华夏文化jing髓于新时代之传承体现,乃是融汇中外文明jing华凝铸而成,并经受了国家发展考验,并不断进步的学说……我华夏新学,既不是古非今,也不是今非古,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一切权威不mi信,不盲从。我华夏新学,不以具体而微的圣人之言钳制思想,而以明达之理论启发民智,促使其主动思考,辨别吸收,创新进取。我华夏新学,对一切文明的成果,从不以出处而论优劣,而以其效力为准,批判扬弃,去劣存优。我华夏新学,从不敬天法祖,不以官威而决定资源分配。我华夏新学,不定一尊于己,不以强权而毁弃其他学术。”
“我华夏之政,并不盲从西方,更不附会前代,不崇古,不崇洋,而求实。我帝国有开明君上,有国会握立法和预算之权,有司法独立,有地方参政院行地方立法,监督,编制和财政之权,有国民选举,有舆论监督,有多党,有宪法,又有国民之监督。于战时,我华夏有大本营统辖军政要务,凝聚国力以御外侮;于和平,我国会,内阁,君上各有职司,万事决于公论,而不行上支下派之**盲从之法。如此,贤明君上得指导仲裁国家要务,国会得秉持民意决断国政,内阁对国会负责,以才是举。简要而言之:万事决于公议,有司各有其职并互相监督互相制衡,一切依法而行。”
“我华夏新学承先启后,融汇东西,卓然成家。此新学即为新华夏之学,乃去伪存真,优胜劣汰,而且不断发展完善不断进步的学问。故而新学非西学,也非几千年前的老古董,更不是新时代的圣人之言。他是有活力的,不断发展进步的学问,是以科学和法治为内涵的学问。”
“华夏有了华夏新学,也就真正成为了新华夏,而非被宗法礼教牢牢捆缚,沉沦于治luan循环之中的旧华夏。华夏之民有了华夏新学,便可以从奴才变为人才,从愚民变成自由之民,从屈从权力的草民变成参与政治的公民。”
“故而新学兴则华夏兴,新学衰则华夏衰。与其死抱着文化糟粕给历史涂脂抹粉,还不如睁开眼睛看看历史,正视现实,多想一想如何丰富我华夏之新学,如何奠定我华夏的千年之基。”
此文一出,洛阳纸贵。
一直气势汹汹的“复古兴汉”派,原本看着各地风chao涌动自然是暗自兴奋,可之前政fu出手平息saoluan,却让一些敏锐之人如同冷水泼头。紧接着这篇大作出台,更让一些知道北竹内情之人倒吸一口冷气。
这些人自然清楚,这看似是北竹出于一贯立场,站在“国民”,“民权”,“法治”的角度说话,但实际上很可能代表的是皇帝本人
这些人一时也失了声。
原本都想着这政fu的暧昧态度,尤其是中华宫方面始终默不作声,就算不是放纵,也应该是暗中有些盘算。只要卖力一些,到时候皇帝取消国会修订宪法大权在握,他们这些人成为文化巨擎,并进而入朝主政,自然就可一展平生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继往圣绝学,开万世太平”。
可现在看来,这皇帝很可能早已一屁股坐在新学一边,也是提倡“科学”,“法治”,“民权”
不少人都犯了糊涂,死活想不明白这位皇帝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yao
至于墨翟……很多人都赶忙开始翻nong故纸堆,寻找《墨子》的只言片语:这位“先秦巨巨”虽然久闻大名,但其学问实在是埋没太久,少有人问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