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章 谁都得晕(4)（2/2）
作者：吴安平
中共各级党组织的委员人数可以超过三分之一，并可以担任中央各部部长，潜伏在内部的地下党及其工作方针也都可以保密，这样的合作条件吗？”
“这有何不能”李大钊斩钉截铁道。
吴安平没想到李大钊这样说，只得道：“此时先生这样想，但真到彼时，却不一定会赞同这样做。”他并不以为李大钊说谎，毕竟弱势一方的平等，与强势一方的平等，其实是两个概念，强弱易位或许观念就有变化，但并不能说此时此刻，他的言语就不真诚。
略过此节，吴安平又说道：“对工农运动的看法，更是促使蒋介石转变的一大动因。这方面我要说，正是贵党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忽略了实际，才直接导致出现了这样不可收拾的局面。在湖南看，到处都是轰轰烈烈的**，农民要分田，工人要加薪，不答应就把土豪劣绅游街示众，直到枪毙。”
“《湖南民报》公开宣称：土豪劣绅的地位，从农协成立之日起就宣布了死刑而贵党的易礼容委员，更是第一次提出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就这样，冲突愈演愈烈，更可笑的是，斗地主不但斗到了**军官兵的家里，抓反**甚至抓到了国民党大员的头上。试问，这种情况下，北伐还如何继续，国共又怎能不分裂？”
“这些情况虽有，但绝无你说得这般严重，何况我们已经一再纠正。”李大钊反驳说。
吴安平先是点头，后又摇头道：“可惜的是，贵党中央其实已经控制不住局面。”
“看看你们的工人运功。据我所知，赣州店员工会就有明确章程规定：店铺主人必须每年准许店员有至少三个月探亲假；凡本会会员月薪应增加三至四倍；店员做满一年应享有店铺十分之二的分红等。似乎还嫌这样的权益要求不够激进，鲍罗廷甚至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先锋’的观点。先生想一想，这不是逼那些店铺倒闭吗？难道店铺一倒，店员反倒有权益了？”
“国民政府必须确保社会安定、经济生产正常运行，才能得到足够的税收，才能得到维持北伐的足够战费和维持地方军政的足够开支。但这样的工人运动，却直接威胁到了工厂的生产，致使百业凋敝，间接又危害到了北伐军的后援和国民政府的财政，能不引来反感和仇视吗？”
“再看看你们的农民运动。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事态由‘杀猪出谷’发展到捉人游乡，很快，捕杀‘土豪劣绅’的事便频频发生。据闻——呵呵，对又是据闻——毛择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有提到：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
“民国还是农业社会，所以农村运动对政府财政的影响更大。那些‘土豪劣绅’是重要的纳税人，农民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使他们失去纳税能力；农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又严重影响农村正常的经济运行。湖南的农民禁止粮食输出，结果使得乡村粮食贸易无法进行，众多粮贩，本来也是要按章纳税的，现在生意做不成，自然也就不再纳税。这样，各级政府财政危机实际更是愈演愈烈。”
“工农运动还严重影响了北伐军心。两湖军队中的基层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亲戚遭工会、农会‘**’，试问他们还有心思北伐吗？这样的北伐不正是革他们自己的命吗？据闻，更有甚者，如**军一军之长何键这样的人物，他的父亲都被五花大绑游，拉着游街示众。国共如果还能合作下去，那才是滑天下之大稽呢？”
李大钊痛心道：“这些问题我们不是没有意识到。仲甫就很不赞成，他曾找李维汉多次谈话，要求李维汉采取措施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并在中央会议上直接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上个月，湖南党组织也进行‘洗会’，将一些行为不端的流氓无产者清出了农会。你那么多‘据闻’，当知李维汉是谁吧？”
吴安平想了想道：“哦，想起来了，是你们湘区委员会的书记？”又摇摇头：“虽有改变，可惜为时已晚。”
他接着道：“况且你们内部对此也有争执。最起码，毛择东是支持农民斗争地主的，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虽然很有争议，却得到了瞿秋白的支持。其实，斗争地主并非不行，比如西北也在斗，但需要分清对象、分清时机，如果一窝乱斗，反倒是坏了大事，混乱了社会。”
李大钊叹气道：“农民运动究竟怎么搞，开始谁也不知道，苏联的同志也不清楚，只以为把过去的制度全部推翻就是。结果造成在这场农村**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全都涌现出来。”
“其实你们这么搞，农民也不一定支持。”吴安平跟着说道：“就拿赣城来”
“赣城的事你也清楚？”
“据闻，据闻嘛。”
“好吧，你就说说看。”
“据闻，你们那位陈赞贤烈士，将洋货、绸缎、布店店员的工资仿照钱业店员，同样骤然增加到了原薪的十四倍。钱业、洋货、绸缎店主资本雄厚，店员不多，还可负担，但是布匹资本少，店员多，与农民联系广，薪资骤增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布匹涨价，这自然引起农民的不满。连你们省委也没有说服他，他的牺牲不能不说种因于此呀。”
李大钊道：“这确实是惨痛的教训。陈赞贤不听党中央劝告，私自回到赣州，不但招致了他自己的牺牲，还导致是党在赣南的组织联系全部遭到了破坏，诸多工作全部垮台，损失之大触目惊心。”
吴安平道：“你们当初或许认为，这样做会得到人民普遍拥护，但实际却未必如此。话句话来说，国民党要清党分共，未必就会真的陷于孤立，其区别与贵党的政策主张，其实不仅可以得到相当部分军人支持，同样也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足以与贵党抗衡。”
李大钊道：“这何以见得？”
吴安平边思索边道：“两湖不说，尤其在江西、福建、安徽、浙江等省，虽然贵党和左派国民党影响着相当一批工农群众，并掌握着省市一级的国民党党部，但工农运动中出现的种种过激行为，却在倾向平和、渴望安定的社会中间阶层中，已经造成很大的恐慌。这些人可能原先也向往**，但此刻却已明显转变态度，产生了沿袭旧体制和旧秩序的维稳心态。”
“尤其是那些恐惧激进**的社会中上阶层，对于各地方的工人、店员和农民群众，凡与工会农会不合者，他们都在积极予以扶植。纵使找不到合适的扶植对象，他们也会找到青红帮组织伪造工会团体，与工会农会组织相对抗。”
“在许多地方，你们应该已经发现，一些工人、店员甚至是青红帮成员，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冲击贵党和左派国民党领导的党部、工会等机关团体，甚至大打出手，引发了许多流血冲突。”
李大钊应道：“你确实神通广大，或者说耳目众多。这些事确实已经在一些地方发生，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不过，我们和国民党内的**同志，已经注意到了这些现象，并且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相信会起到缓和局面的作用。若说，凭以上这些，你就能断定国共即将分裂、大**必将失败，只怕还是过于武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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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何不能”李大钊斩钉截铁道。
吴安平没想到李大钊这样说，只得道：“此时先生这样想，但真到彼时，却不一定会赞同这样做。”他并不以为李大钊说谎，毕竟弱势一方的平等，与强势一方的平等，其实是两个概念，强弱易位或许观念就有变化，但并不能说此时此刻，他的言语就不真诚。
略过此节，吴安平又说道：“对工农运动的看法，更是促使蒋介石转变的一大动因。这方面我要说，正是贵党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忽略了实际，才直接导致出现了这样不可收拾的局面。在湖南看，到处都是轰轰烈烈的**，农民要分田，工人要加薪，不答应就把土豪劣绅游街示众，直到枪毙。”
“《湖南民报》公开宣称：土豪劣绅的地位，从农协成立之日起就宣布了死刑而贵党的易礼容委员，更是第一次提出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就这样，冲突愈演愈烈，更可笑的是，斗地主不但斗到了**军官兵的家里，抓反**甚至抓到了国民党大员的头上。试问，这种情况下，北伐还如何继续，国共又怎能不分裂？”
“这些情况虽有，但绝无你说得这般严重，何况我们已经一再纠正。”李大钊反驳说。
吴安平先是点头，后又摇头道：“可惜的是，贵党中央其实已经控制不住局面。”
“看看你们的工人运功。据我所知，赣州店员工会就有明确章程规定：店铺主人必须每年准许店员有至少三个月探亲假；凡本会会员月薪应增加三至四倍；店员做满一年应享有店铺十分之二的分红等。似乎还嫌这样的权益要求不够激进，鲍罗廷甚至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先锋’的观点。先生想一想，这不是逼那些店铺倒闭吗？难道店铺一倒，店员反倒有权益了？”
“国民政府必须确保社会安定、经济生产正常运行，才能得到足够的税收，才能得到维持北伐的足够战费和维持地方军政的足够开支。但这样的工人运动，却直接威胁到了工厂的生产，致使百业凋敝，间接又危害到了北伐军的后援和国民政府的财政，能不引来反感和仇视吗？”
“再看看你们的农民运动。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事态由‘杀猪出谷’发展到捉人游乡，很快，捕杀‘土豪劣绅’的事便频频发生。据闻——呵呵，对又是据闻——毛择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有提到：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
“民国还是农业社会，所以农村运动对政府财政的影响更大。那些‘土豪劣绅’是重要的纳税人，农民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使他们失去纳税能力；农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又严重影响农村正常的经济运行。湖南的农民禁止粮食输出，结果使得乡村粮食贸易无法进行，众多粮贩，本来也是要按章纳税的，现在生意做不成，自然也就不再纳税。这样，各级政府财政危机实际更是愈演愈烈。”
“工农运动还严重影响了北伐军心。两湖军队中的基层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亲戚遭工会、农会‘**’，试问他们还有心思北伐吗？这样的北伐不正是革他们自己的命吗？据闻，更有甚者，如**军一军之长何键这样的人物，他的父亲都被五花大绑游，拉着游街示众。国共如果还能合作下去，那才是滑天下之大稽呢？”
李大钊痛心道：“这些问题我们不是没有意识到。仲甫就很不赞成，他曾找李维汉多次谈话，要求李维汉采取措施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并在中央会议上直接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上个月，湖南党组织也进行‘洗会’，将一些行为不端的流氓无产者清出了农会。你那么多‘据闻’，当知李维汉是谁吧？”
吴安平想了想道：“哦，想起来了，是你们湘区委员会的书记？”又摇摇头：“虽有改变，可惜为时已晚。”
他接着道：“况且你们内部对此也有争执。最起码，毛择东是支持农民斗争地主的，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虽然很有争议，却得到了瞿秋白的支持。其实，斗争地主并非不行，比如西北也在斗，但需要分清对象、分清时机，如果一窝乱斗，反倒是坏了大事，混乱了社会。”
李大钊叹气道：“农民运动究竟怎么搞，开始谁也不知道，苏联的同志也不清楚，只以为把过去的制度全部推翻就是。结果造成在这场农村**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全都涌现出来。”
“其实你们这么搞，农民也不一定支持。”吴安平跟着说道：“就拿赣城来”
“赣城的事你也清楚？”
“据闻，据闻嘛。”
“好吧，你就说说看。”
“据闻，你们那位陈赞贤烈士，将洋货、绸缎、布店店员的工资仿照钱业店员，同样骤然增加到了原薪的十四倍。钱业、洋货、绸缎店主资本雄厚，店员不多，还可负担，但是布匹资本少，店员多，与农民联系广，薪资骤增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布匹涨价，这自然引起农民的不满。连你们省委也没有说服他，他的牺牲不能不说种因于此呀。”
李大钊道：“这确实是惨痛的教训。陈赞贤不听党中央劝告，私自回到赣州，不但招致了他自己的牺牲，还导致是党在赣南的组织联系全部遭到了破坏，诸多工作全部垮台，损失之大触目惊心。”
吴安平道：“你们当初或许认为，这样做会得到人民普遍拥护，但实际却未必如此。话句话来说，国民党要清党分共，未必就会真的陷于孤立，其区别与贵党的政策主张，其实不仅可以得到相当部分军人支持，同样也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足以与贵党抗衡。”
李大钊道：“这何以见得？”
吴安平边思索边道：“两湖不说，尤其在江西、福建、安徽、浙江等省，虽然贵党和左派国民党影响着相当一批工农群众，并掌握着省市一级的国民党党部，但工农运动中出现的种种过激行为，却在倾向平和、渴望安定的社会中间阶层中，已经造成很大的恐慌。这些人可能原先也向往**，但此刻却已明显转变态度，产生了沿袭旧体制和旧秩序的维稳心态。”
“尤其是那些恐惧激进**的社会中上阶层，对于各地方的工人、店员和农民群众，凡与工会农会不合者，他们都在积极予以扶植。纵使找不到合适的扶植对象，他们也会找到青红帮组织伪造工会团体，与工会农会组织相对抗。”
“在许多地方，你们应该已经发现，一些工人、店员甚至是青红帮成员，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冲击贵党和左派国民党领导的党部、工会等机关团体，甚至大打出手，引发了许多流血冲突。”
李大钊应道：“你确实神通广大，或者说耳目众多。这些事确实已经在一些地方发生，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不过，我们和国民党内的**同志，已经注意到了这些现象，并且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相信会起到缓和局面的作用。若说，凭以上这些，你就能断定国共即将分裂、大**必将失败，只怕还是过于武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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