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一章 接触（2/2）
作者：吴安平
讲”
吴安平目光炯炯地说道：“国民政府的做法我很理解。无非是合纵联合，先消灭北洋诸系军阀，完成国家名义上的统一，然后再掉过头来，消除割据地方的实力派。”见张群欲辩解，他摇头道：“你无需否认这本就是国民政府应该做的事，无可厚非。”
张群默然。
“届时，以西北的实力，必然会是最大的实力派。虽然如此，但我个人并无意与中央对抗。正如刚才所说，消除割据势力，完成实质统一，是国家政府应该做也必须要做的事。但是，西北之事又并非这般简单就能解决。与四川、湖南、广西不同，西北除政府及军队外，还有自己的政党，而且更关键的是，这里施行的是完全不同的制度。现在即便是我，也不能轻易更改，否则必遭反噬。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能不预先考虑。”
吴安平的话有些危言耸听。其实，正是因为有时空引擎支撑，西北才能独成一体，日趋繁荣，而时空引擎就掌握在他手里，因此根本不可能遭到反噬。这样说，其实是为将来张目，而且还不必强硬，只要将陇东集团收归己有，那谁也接不下西北这摊子事。
张群在陕西停留一段时间，已经对西北施行的制度及政策有了一些了解。他当然知道吴安平是故意难为，但这话却没说错。
谁要想把解放军士兵的军饷降到八或十块银元，估计根本不用吴安平下令，几十万愤怒的解放军就会自发出动，将制定这项政策的上下一干人等撕个粉碎；还有那粮食保障、医疗保障、义务教育等各项制度，如果吴安平不再掏腰包，那任何一个单项的腰包，国民政府都不可能掏得起。
“还有一事。”吴安平继续道：“民国上下，估计没几个不知道我是坚决反苏的，而国民政府现在实行的三大政策，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我对‘联共’及‘扶助农工’并无意见，但‘联俄’却与我的立场相悖，这一点如何调和？”
张群疑惑道：“吴总司令为何执意反苏呢？”
吴安平冷笑道：“只要对着我们的地图看上一眼，就该知道俄国对中国的伤害有多大。苏联是俄国的继承者，虽自居正义，其实却不改帝国主义本色，不但不将此前俄国割走的土地归还我国，还一直挑唆外蒙、新疆闹分裂，这样的苏联，难道张总参议会拥护？”
张群讪讪道：“那自然不会。”
他又问道：“既然反苏，为何不反共？要知英、美、法、日等国，都忧心中国或遭共产党赤化，难道西北对此就不担心？”
吴安平瞥了张群一眼，见他有些强自镇定，便回应道：“道理很简单。国民党、共产党，哦，还有新民党，乃至其他党派，无论在何种场合，只要是对外界表述，都要在自己的党派前加两个字——中国。为什么？因为无论我们的思想有多不一致，其实都是中国这条根上的芽，这棵树上的果，我们是血脉相连兄弟姐妹。”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辱。如今的中国，外辱已在，难道我们这些挂着‘中国’两字的‘某某某’政党，不应该齐心抵御外辱，还要继续阋于墙吗？你说列强忧心中国遭共产党‘赤化’，这或许不假，但列强的出发点，绝不是为中国着想，只是唯恐其在中国的利益遭到损害，而这些所谓的利益恰恰是通过损害中国得来的。”
“这些握有霸权的国家，绝不会因为你是国民党，或是共产党，就高看你一眼，因为在他们眼中，无论你居于何种政治派别，身上都贴有同样的标签，他们会以嘲弄、施舍、怜悯、调侃的口吻说：‘瞧，这个中国猴子’张兄，你在日本留过学，当有一番见识，我说的有没有差？”
张群沉着脸回道：“确实如此。”尽管他对吴安平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辱”，引用于政党斗争，有些不以为然，但作为这时代的中国人，他对国家积弱及遭列强侵略的事实，同样感到痛心疾首，尤其因为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使他的感触比一般人其实更深。
“所以，我反对苏联，但不反对中国共产党。虽然现在共产党受苏联影响太深，与其说是中国共产党，还不如说是苏共中国支部，但这只因为其成立时间太短，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道路。这种情况下，更应该助其早日独立，而不该任其倒向苏联。一个新事物出现，不可能一蹴而就，就天生正确，就成熟，不说别的，当初孙先生犯过的错误就同样不少，否则哪来的‘护法运动’，哪来的‘北伐’。”
“对共产主义，我说不上赞成，也说不上反对。我相信，任何一种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都要适应中国的国情，如果事实证明，这种思想有生命力，在不断壮大，那我们就该问问为什么，而不该简单粗暴地将其铲除。因为思想是无论如何也铲除不干净的，而每一种能生存并壮大的思想，必然有其现实意义。”
“单纯的反对、抵抗乃至视而不见，都不是最好的应对办法。相反，最好的办法应该是向对方学习，吸收其优点，以成为自己同样具备的优点。所谓‘全盘西化’，无论立意是否正确，说明的不正是这个道理？孙先生一生**，不能说毫无成就，但为何只有在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之后，始有北伐之席卷全国的声势，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
吴安平啰啰嗦嗦又说半天，张群简直没有插话的余地。不是张群口齿不利，而是吴安平所说都只从大处着眼，根本让他无从辩驳。当前无论国民党左派与右派的分歧，还是国共两党间的纷争，都是从小处着手，大方向始终一致，无非反帝、反封建，这牵扯到政党理论的主旨，他再能言善辩，也总不能先朝自己开上一枪，以证明对方的谬误。
谈了几个小时，差不多都是吴安平在说，张群在听，蒋百里在观察。天知道吴安平哪来这么多道理，竟能滔滔不绝说上几个小时。这也让张群有些讶异，他从没见过这种类型的领袖，或者说是大权力者。
中午的午宴很丰盛，吴安平绝不曾怠慢这位特使。但张群需要整理思绪，并向南昌的蒋介石做一下汇报，所以原本定好的下午参观之事，只能留待明日再进行。不过，张群此来不过是预作接触，国民政府如真决定要与西北联合，双方还需要更为正式也更为繁琐的协商及谈判，并不急在一时。
“我就是说再多，南边那些人也是听不进去，何必呢？”蒋百里问道。
吴安平长长舒了一口气，笑道：“还是有用的。不管他们能不能听进去，最起码我要摆明自己的立场。同样有句老话说得”
蒋百里突然接道：“勿谓言之不预”
吴安平点点头道：“就是这句话，勿谓言之不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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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安平目光炯炯地说道：“国民政府的做法我很理解。无非是合纵联合，先消灭北洋诸系军阀，完成国家名义上的统一，然后再掉过头来，消除割据地方的实力派。”见张群欲辩解，他摇头道：“你无需否认这本就是国民政府应该做的事，无可厚非。”
张群默然。
“届时，以西北的实力，必然会是最大的实力派。虽然如此，但我个人并无意与中央对抗。正如刚才所说，消除割据势力，完成实质统一，是国家政府应该做也必须要做的事。但是，西北之事又并非这般简单就能解决。与四川、湖南、广西不同，西北除政府及军队外，还有自己的政党，而且更关键的是，这里施行的是完全不同的制度。现在即便是我，也不能轻易更改，否则必遭反噬。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能不预先考虑。”
吴安平的话有些危言耸听。其实，正是因为有时空引擎支撑，西北才能独成一体，日趋繁荣，而时空引擎就掌握在他手里，因此根本不可能遭到反噬。这样说，其实是为将来张目，而且还不必强硬，只要将陇东集团收归己有，那谁也接不下西北这摊子事。
张群在陕西停留一段时间，已经对西北施行的制度及政策有了一些了解。他当然知道吴安平是故意难为，但这话却没说错。
谁要想把解放军士兵的军饷降到八或十块银元，估计根本不用吴安平下令，几十万愤怒的解放军就会自发出动，将制定这项政策的上下一干人等撕个粉碎；还有那粮食保障、医疗保障、义务教育等各项制度，如果吴安平不再掏腰包，那任何一个单项的腰包，国民政府都不可能掏得起。
“还有一事。”吴安平继续道：“民国上下，估计没几个不知道我是坚决反苏的，而国民政府现在实行的三大政策，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我对‘联共’及‘扶助农工’并无意见，但‘联俄’却与我的立场相悖，这一点如何调和？”
张群疑惑道：“吴总司令为何执意反苏呢？”
吴安平冷笑道：“只要对着我们的地图看上一眼，就该知道俄国对中国的伤害有多大。苏联是俄国的继承者，虽自居正义，其实却不改帝国主义本色，不但不将此前俄国割走的土地归还我国，还一直挑唆外蒙、新疆闹分裂，这样的苏联，难道张总参议会拥护？”
张群讪讪道：“那自然不会。”
他又问道：“既然反苏，为何不反共？要知英、美、法、日等国，都忧心中国或遭共产党赤化，难道西北对此就不担心？”
吴安平瞥了张群一眼，见他有些强自镇定，便回应道：“道理很简单。国民党、共产党，哦，还有新民党，乃至其他党派，无论在何种场合，只要是对外界表述，都要在自己的党派前加两个字——中国。为什么？因为无论我们的思想有多不一致，其实都是中国这条根上的芽，这棵树上的果，我们是血脉相连兄弟姐妹。”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辱。如今的中国，外辱已在，难道我们这些挂着‘中国’两字的‘某某某’政党，不应该齐心抵御外辱，还要继续阋于墙吗？你说列强忧心中国遭共产党‘赤化’，这或许不假，但列强的出发点，绝不是为中国着想，只是唯恐其在中国的利益遭到损害，而这些所谓的利益恰恰是通过损害中国得来的。”
“这些握有霸权的国家，绝不会因为你是国民党，或是共产党，就高看你一眼，因为在他们眼中，无论你居于何种政治派别，身上都贴有同样的标签，他们会以嘲弄、施舍、怜悯、调侃的口吻说：‘瞧，这个中国猴子’张兄，你在日本留过学，当有一番见识，我说的有没有差？”
张群沉着脸回道：“确实如此。”尽管他对吴安平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辱”，引用于政党斗争，有些不以为然，但作为这时代的中国人，他对国家积弱及遭列强侵略的事实，同样感到痛心疾首，尤其因为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使他的感触比一般人其实更深。
“所以，我反对苏联，但不反对中国共产党。虽然现在共产党受苏联影响太深，与其说是中国共产党，还不如说是苏共中国支部，但这只因为其成立时间太短，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道路。这种情况下，更应该助其早日独立，而不该任其倒向苏联。一个新事物出现，不可能一蹴而就，就天生正确，就成熟，不说别的，当初孙先生犯过的错误就同样不少，否则哪来的‘护法运动’，哪来的‘北伐’。”
“对共产主义，我说不上赞成，也说不上反对。我相信，任何一种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都要适应中国的国情，如果事实证明，这种思想有生命力，在不断壮大，那我们就该问问为什么，而不该简单粗暴地将其铲除。因为思想是无论如何也铲除不干净的，而每一种能生存并壮大的思想，必然有其现实意义。”
“单纯的反对、抵抗乃至视而不见，都不是最好的应对办法。相反，最好的办法应该是向对方学习，吸收其优点，以成为自己同样具备的优点。所谓‘全盘西化’，无论立意是否正确，说明的不正是这个道理？孙先生一生**，不能说毫无成就，但为何只有在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之后，始有北伐之席卷全国的声势，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
吴安平啰啰嗦嗦又说半天，张群简直没有插话的余地。不是张群口齿不利，而是吴安平所说都只从大处着眼，根本让他无从辩驳。当前无论国民党左派与右派的分歧，还是国共两党间的纷争，都是从小处着手，大方向始终一致，无非反帝、反封建，这牵扯到政党理论的主旨，他再能言善辩，也总不能先朝自己开上一枪，以证明对方的谬误。
谈了几个小时，差不多都是吴安平在说，张群在听，蒋百里在观察。天知道吴安平哪来这么多道理，竟能滔滔不绝说上几个小时。这也让张群有些讶异，他从没见过这种类型的领袖，或者说是大权力者。
中午的午宴很丰盛，吴安平绝不曾怠慢这位特使。但张群需要整理思绪，并向南昌的蒋介石做一下汇报，所以原本定好的下午参观之事，只能留待明日再进行。不过，张群此来不过是预作接触，国民政府如真决定要与西北联合，双方还需要更为正式也更为繁琐的协商及谈判，并不急在一时。
“我就是说再多，南边那些人也是听不进去，何必呢？”蒋百里问道。
吴安平长长舒了一口气，笑道：“还是有用的。不管他们能不能听进去，最起码我要摆明自己的立场。同样有句老话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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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安平点点头道：“就是这句话，勿谓言之不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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