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不愿就任,但见孙传芳求之诚恳,便介绍丁文江自代。
蒋百里对孙传芳的期望,也如过去对吴佩孚的期望一样,想撮合其与**军合作。他甚至向孙传芳提出具体建议:五省联军沿津浦线,**军沿京汉线,两路并进,会师京津,以统一全国为最后目标。随后,蒋介石的代表张群也秘密到南京,想争取孙传芳的合作。但孙传芳本有意取代吴佩孚,又觉军队士气可用,自然心口不一,暗中要与**军一决雌雄。蒋百里看在眼中,当然失望透顶。
此前,**军北伐一路势如破竹,攻入湖北威胁武汉三镇,北洋直系实际已大厦将倾,蒋百里在这紧要关头仍要赶赴武汉,便是想尽最后努力,劝吴佩孚改弦易张犹未为晚。当时,直军已在汀泗桥、贺胜桥惨败,明眼人都看出武汉已不足守,但吴佩孚却不服输,认为在武汉城前,仍可重创**军主力。
吴佩孚感念蒋百里好意,但在这种情势下与南军议和,实际对他来说就是投降,这让感到莫大屈辱,坚决不能听从其劝。不过,吴佩孚不肯认败只是性格使然,他其实自知直军已处危难之中,所以对蒋百里提出的入甘联系解放军之议极为赞同,亲自安排互为车马,希望他此行能有收获,莫让直军值此危难之际再雪上加霜,被解放军攻入豫西南。
蒋百里只带了几个卫士,一路轻车简行,先由鄂入豫,再经洛阳西行到了潼关。未到洛阳之前,武汉方面就有战报传出,直军在汉口战败,吴佩孚已登车北上河南,蒋百里详细询问经过,才知道是他学生唐生智,推动了这一幕提前发生。
吴佩孚困守武汉,见孙传芳拒不出兵,只能暂将解放军的威胁放置脑后,向河南直军发布调令,希望数万主力南下能挽救危局。但统率河南直军的那些将领,都是原先第一军总司令靳云鹗的部下,在吴佩孚解除靳云鹗一切职务后,这些将领深感不满,驻防河南还无问题,奉调南下后,抵达与豫鄂边境便不愿前行。
从河南信阳到湖北广水的六十多公里铁路线上,沿途都停满了拥挤着士兵的军车。高汝桐和阎日仁两位主力师长,带领全体营长以上军官,到鸡公山上的“争气楼”去晋见靳云鹗,请求他带领队伍去武汉。而靳云鹗因没得到吴佩孚的命令,坚决不下山,队伍也就仍不出发。
吴佩孚得知这些情况,在景富戎苦苦要求下,才勉强同意恢复靳云鹗的讨贼联军副总司令的职务,并兼任前敌总指挥。靳云鹗接到电报,这才从鸡公山下来,带领两个主力师驰援武汉。不过吴佩孚对靳云鹗的怨恨并没有消除,他将武汉的防御重任交由刘玉春担当,而没选择靳云鹗。
刘玉春坐镇武昌兼领三镇,暂时固守待援。汉阳、汉口虽战略价值不大,但吴佩孚也不敢轻心,因刘佐龙部是鄂籍部队,有举足轻重之势,他便大加笼络,委任刘佐龙为湖北省省长兼汉阳防守司令。刘佐龙在汉口就职,所部驻防汉阳及襄河一线。
此时,先前被吴佩孚杀得人仰马翻的唐生智,投靠广东**政府之后,就任了国民**军第八军的军长,在北伐捷报连传的刺激下,他那曾受过挫折的权欲瘾,又随着战场上的胜利变得越来越膨胀起来。他想实现问鼎中原的功业,这时控制武汉三镇便成了十分重要的第一步。
在汀泗桥、贺胜桥与吴佩孚直军主力激战的是第四军,他的第八军只担负着沿粤汉铁路以西从左翼配合正面战场的任务,由于吴佩孚的主力主要集中在粤汉铁路,两翼的防御十分薄弱,因此第八军很快控制了武汉上游长江沿岸的几个重要据点,并有一部分队伍渡过了长江,由长江北岸直逼汉阳。
此时国民**军粤系第四军、桂系第七军正在围攻武昌,不过武昌城池坚厚、深沟高垒,没有周密的部署和准备,根本不可能将之攻克,北伐军发起的几次冲锋都已失败告终。唐生智得知直军驻守汉口和汉阳的,只有刘佐龙的鄂军第二师,便想将之策反,使第八军建立一个奇功,并先行抢占汉阳、汉口。
唐生智以国民**军西路军总指挥的名义,通过在军部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与武汉的中共地下组织联系,策动刘佐龙归顺广东国民政府,答应其易帜之后,立刻将他的队伍扩编为军,委以第十五军军长兼湖北省保安司令的重任。同时,将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亲笔信,转交给了刘佐龙,晓以利害。
刘佐龙衡量形势,感觉吴佩孚已到末境,便答应转投**军。随后,在北伐军何键部攻打汉阳城时,刘佐龙命令在怀善堂、河舶所等处部署的大炮,调转炮口,猛轰龟山禹王宫北洋军高汝桐指挥部,以掩护**军进攻,并炮击汉口查家墩总司令部,这才逼得吴佩孚仓惶北逃。
武昌虽还有刘玉春在坚守,但连吴佩孚这时也承认,直系已再无回天之力。这种情况下,蒋百里的甘陕之行,似乎承担的使命更为重大。不过在蒋百里的心中,直系的将来无论如何,也比不过中国的将来,他这次到西峰,更重要的是想弄明白,吴安平究竟是又一个新军阀,还是推动南北统一的新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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