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五六章 官制改革（2/2）
作者：圣者晨雷
润。
这却不是赵与莒所能控制得住的事情，资本一旦被释放出来，就象张端义曾说的那般，便会变成一头怪兽，吞噬一切它可以吞噬的东西。
炎黄十四年春正月，在西域的战报回来之前，赵与莒颁布了他亲政以来的第二份明定国是诏。若说十五年前的第一份明定国是诏是为了在清除史弥远之后安抚人心，并且奠定大宋今后重视工商的经济发展策略的话，那么这一份明定国是诏则是向天下宣告，大宋的政治改革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改革首先便动的是中枢朝堂，原先的六部，如今成了十二部，分别是吏、户、礼、兵、刑、工、农、驿、监、物、医、商。魏了翁提出的官制改革计划当中，农、驿、监三部得到保留，但矿部并未设置，而且监部的职责始终只能监督丞相以下的大臣，却不能约束到天子。新设的另外三部，物部其实是智学部，只不过直接用智学这个词怕引起士林反对，因此借用了“格物致知”的“物”字，主要职责是科研与推广智学和职业技能教育，将原先礼部的部分职责分了过来，设置这一部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让大宋已遥遥领先全球的科技优势得到保持；“医”部全名是“医药与民力部”，其主要责任是改善全民医药条件，在最短的时间内增加大宋人口，设立这一个部，赵与莒颇冒了些争议；“商”部是此次天子设立诸部中引发争议最多的一部，自古以来商人地位便是不高，但大宋如今税收有八成以上仰赖工商，工业归了工部管辖，可随着国内贸易与海外贸易的兴盛，这商业与商贾由谁来管辖便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朝中有见识的大臣也都知道有必要设立专门管辖商业的机构，但长期以来商人地位偏低，使得提出这样的建议必然会冒上风险，最后赵与莒不得不亲自提出。
原先的六部职能也有所更改，比如说礼部，组织考试的职能已经交至物部，目前主管的是礼仪、文宣和归化事宜。这样调整之后，一些新兴的社会变动便反应在朝堂机构设置之上。
丞相、参政与十二部，再加上原先的一些监、司、府等，便构成了所谓的外朝，除外朝之外，赵与莒改革和强化了博雅楼，由原先的博雅楼学士改任内阁，丞相兼任博雅楼总理大学士，对应十二部，另外分设十二大学士及诺干侍学士，而总理大学士之下又设秘书监，秘书监名义上是辅助总理大学士处置政务，实际上却是直接对天子负责。这些全部加起来，被称为内阁
外朝与内阁的关系，在这份明定国是诏中又有严格规定，外朝为天子之下处置国处的最高机构，丞相为外朝之首领，对天子负责。外朝制定大政、方略，报经天子审阅、决断，再由内阁负责执行，而天子有关国家大政的决断，也须得经过外朝丞相或相关主管部门尚书的票拟之后，才能交由内阁执行。内阁为执行政务之机构，原先归属外朝的执行权，如今收归内阁，内阁必须对天子与外朝负责，外朝对内阁执行状况须得监督并评估，对于内阁各大学士、侍学士的任命上，外朝有否决之权。在这里面，赵与莒耍了个小花招，外朝的票拟权，只存在于“有关国家大政”的决断中，日常政务则未曾明确规定。
这是一种妥协，赵与莒交出了博雅楼学士的任免权，用这一至关重要的人事权力，换得朝臣们扩大内阁权力的让步。自此之后，天子、外朝、内阁，三足鼎立的权力格局开始显现。
这个官制改革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改革，而任何政治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赵与莒明白，这其实只是他的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有极大的风险要冒。他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将外朝改成立法与监督机构，天子成为国家象征与武装力量的总帅，同时也兼顾大法官与最高裁决者，而内阁则成为具体政务的执行者。这并不是三权分立，比起那些三权分立的国家，天子的权力更大，而且立法机构也不是由选举产生，而是通过“科举”来产生。
自兹而后，科举与常科也随之要进行改革，科举考试将以传统的科举内容为主，同时兼顾部分智学，以免使得那些皓首穷经却无行政之力的人进入外朝。而同样作为妥协，常选考试也必须考儒家经典，唯有儒家经典能过者，方能入内阁与地方任职。
在炎黄十四年春的明定国是诏中，对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问题，并没有明确规定，最先改的是中枢部门，因为在天子与中枢士大夫们有关官制改革权力的争夺之中站对了位置，地方路省长官并没有立刻变动。经过这种官制改革之后，至少在中央层面上，已经建立起了一种适应如今大宋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政治体系。
这一次明定国是诏最长的部分便是朝堂官制改革，其次则是将原先鼓励工商等新兴产业的政策明确化。在十五年前的明定国是诏中，天子用很隐晦的语言说要鼓励工商，而在这一次，则直言不讳地指出，工商与农业一样是大宋立国之本，是大宋国家富强的根基，从事工商的百姓，与从事农耕的百姓一般，都属于可以参加科举与常选的“良籍”。通过前面的让步，赵与莒算是扩大了自己的统治基础，从此以后，那些接受新式学校教育的特别是他以内库之钱养育的孤儿们，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出仕，而不至于要立下莫大功勋，才能让士林闭嘴。
鼓励工商之外，还鼓励百姓到海外殖产兴业。放在十五年前，甚至放在七年前，这种鼓励海外殖产兴业的措施未必能引起百姓的响应。如今则不然，这七年来有无数百姓迫于无奈流落海外结果发财之后衣锦还乡的故事流传，更重要的是去年东征舰队带来的黄金潮还未消退，因此到各地官府询问相关信息的人络绎不绝，只要胆子大些心思活一些的，都在做着去海外发财的梦。
明定国是诏在最后，针对士林百姓担心国家政策多变，还专门提出一件事情，那便是要定“御宪”。
这却不是赵与莒所能控制得住的事情，资本一旦被释放出来，就象张端义曾说的那般，便会变成一头怪兽，吞噬一切它可以吞噬的东西。
炎黄十四年春正月，在西域的战报回来之前，赵与莒颁布了他亲政以来的第二份明定国是诏。若说十五年前的第一份明定国是诏是为了在清除史弥远之后安抚人心，并且奠定大宋今后重视工商的经济发展策略的话，那么这一份明定国是诏则是向天下宣告，大宋的政治改革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改革首先便动的是中枢朝堂，原先的六部，如今成了十二部，分别是吏、户、礼、兵、刑、工、农、驿、监、物、医、商。魏了翁提出的官制改革计划当中，农、驿、监三部得到保留，但矿部并未设置，而且监部的职责始终只能监督丞相以下的大臣，却不能约束到天子。新设的另外三部，物部其实是智学部，只不过直接用智学这个词怕引起士林反对，因此借用了“格物致知”的“物”字，主要职责是科研与推广智学和职业技能教育，将原先礼部的部分职责分了过来，设置这一部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让大宋已遥遥领先全球的科技优势得到保持；“医”部全名是“医药与民力部”，其主要责任是改善全民医药条件，在最短的时间内增加大宋人口，设立这一个部，赵与莒颇冒了些争议；“商”部是此次天子设立诸部中引发争议最多的一部，自古以来商人地位便是不高，但大宋如今税收有八成以上仰赖工商，工业归了工部管辖，可随着国内贸易与海外贸易的兴盛，这商业与商贾由谁来管辖便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朝中有见识的大臣也都知道有必要设立专门管辖商业的机构，但长期以来商人地位偏低，使得提出这样的建议必然会冒上风险，最后赵与莒不得不亲自提出。
原先的六部职能也有所更改，比如说礼部，组织考试的职能已经交至物部，目前主管的是礼仪、文宣和归化事宜。这样调整之后，一些新兴的社会变动便反应在朝堂机构设置之上。
丞相、参政与十二部，再加上原先的一些监、司、府等，便构成了所谓的外朝，除外朝之外，赵与莒改革和强化了博雅楼，由原先的博雅楼学士改任内阁，丞相兼任博雅楼总理大学士，对应十二部，另外分设十二大学士及诺干侍学士，而总理大学士之下又设秘书监，秘书监名义上是辅助总理大学士处置政务，实际上却是直接对天子负责。这些全部加起来，被称为内阁
外朝与内阁的关系，在这份明定国是诏中又有严格规定，外朝为天子之下处置国处的最高机构，丞相为外朝之首领，对天子负责。外朝制定大政、方略，报经天子审阅、决断，再由内阁负责执行，而天子有关国家大政的决断，也须得经过外朝丞相或相关主管部门尚书的票拟之后，才能交由内阁执行。内阁为执行政务之机构，原先归属外朝的执行权，如今收归内阁，内阁必须对天子与外朝负责，外朝对内阁执行状况须得监督并评估，对于内阁各大学士、侍学士的任命上，外朝有否决之权。在这里面，赵与莒耍了个小花招，外朝的票拟权，只存在于“有关国家大政”的决断中，日常政务则未曾明确规定。
这是一种妥协，赵与莒交出了博雅楼学士的任免权，用这一至关重要的人事权力，换得朝臣们扩大内阁权力的让步。自此之后，天子、外朝、内阁，三足鼎立的权力格局开始显现。
这个官制改革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改革，而任何政治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赵与莒明白，这其实只是他的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有极大的风险要冒。他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将外朝改成立法与监督机构，天子成为国家象征与武装力量的总帅，同时也兼顾大法官与最高裁决者，而内阁则成为具体政务的执行者。这并不是三权分立，比起那些三权分立的国家，天子的权力更大，而且立法机构也不是由选举产生，而是通过“科举”来产生。
自兹而后，科举与常科也随之要进行改革，科举考试将以传统的科举内容为主，同时兼顾部分智学，以免使得那些皓首穷经却无行政之力的人进入外朝。而同样作为妥协，常选考试也必须考儒家经典，唯有儒家经典能过者，方能入内阁与地方任职。
在炎黄十四年春的明定国是诏中，对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问题，并没有明确规定，最先改的是中枢部门，因为在天子与中枢士大夫们有关官制改革权力的争夺之中站对了位置，地方路省长官并没有立刻变动。经过这种官制改革之后，至少在中央层面上，已经建立起了一种适应如今大宋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政治体系。
这一次明定国是诏最长的部分便是朝堂官制改革，其次则是将原先鼓励工商等新兴产业的政策明确化。在十五年前的明定国是诏中，天子用很隐晦的语言说要鼓励工商，而在这一次，则直言不讳地指出，工商与农业一样是大宋立国之本，是大宋国家富强的根基，从事工商的百姓，与从事农耕的百姓一般，都属于可以参加科举与常选的“良籍”。通过前面的让步，赵与莒算是扩大了自己的统治基础，从此以后，那些接受新式学校教育的特别是他以内库之钱养育的孤儿们，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出仕，而不至于要立下莫大功勋，才能让士林闭嘴。
鼓励工商之外，还鼓励百姓到海外殖产兴业。放在十五年前，甚至放在七年前，这种鼓励海外殖产兴业的措施未必能引起百姓的响应。如今则不然，这七年来有无数百姓迫于无奈流落海外结果发财之后衣锦还乡的故事流传，更重要的是去年东征舰队带来的黄金潮还未消退，因此到各地官府询问相关信息的人络绎不绝，只要胆子大些心思活一些的，都在做着去海外发财的梦。
明定国是诏在最后，针对士林百姓担心国家政策多变，还专门提出一件事情，那便是要定“御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