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1/2）
作者：北斗鹤
中华民国
作品相关中华民国
中华
目录
简介
历任总统
国名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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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立国之初
中华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国家名称中华国旗(1929—1949)和年号。简称。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阶段。
中华的创立不同于此前中国的君主王朝，它是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而建立的共和国家。19世纪末年，由于清王朝腐败不堪和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深入，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先进的中国人纷纷探求救亡图存的办法。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和西方政治思想学说的传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批志士仁人首先选择革命救国的道路。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成兴中会，提出推翻清王朝，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兴中会的活动一开始便和传统的王朝更替模式区别开来，而具有新时代的特点。但孙中山的创举当时还不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追随他的志士，只有百余人。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维新变法的失败和随之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社会各阶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推翻清政府。于是，孙中山倡导的反清革命迅速地发展成为广泛的社会运动。20世纪初年，一批公开或秘密反清的革命小团体在国内出现。湖南有黄兴组织的华兴会，江浙地区有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湖北有科学补习所，四川有公强会，安徽有岳王会，广东有群智社等。包括兴中会在内的这些小团体，在组织形式上大都受传统秘密结社的影响，彼此缺少联系。它们发动的反清起义或斗争相继失败，其领导人纷纷逃往国外。
中华国旗(1912—1928)革命的挫折并没有使小团体的领导人沮丧，相反却给了他们反思、改组和大联合的机会。由于孙中山和黄兴的联合倡导，流亡到日本的革命党人于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会员包括十余省的革命党人。这是中国历史上[海岸线文学网]展民主的经验，来补充代议制民主政体的不足：“更有进者，本党主张之民权主义，为直接民权。国民除选举权外，并有创制权、复决权及罢免权，庶足以制裁议会之专制，即于现行代议制之流弊，亦能为根本之刷新。由此，这‘中华’中的‘民’字绝对是核心内容，不可不用。”
1923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为全国青年联合会所作演讲中，再次提及这个问题：“‘中华’这个名词，是兄弟从前创称的，这个名词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诸君自然知道‘中华’和‘中华帝国’不同，帝国是以皇帝一人为主，是以四万万人为主。”孙中山认为，从中国的领土、人民和国家主权的同一性和历史连续性来看，“中华”是与“中华帝国”相联系和相比较而存在的。中华的领土、国家主权仍然是“中华帝国”原来的领土和国家主权，但这些过去属于皇帝个人，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也；而“中华”的领土则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中华”的人民则是“率土之滨，莫非国民”了。最后，“中华帝国”的国家主权属于皇帝个人，而“中华”的国家主权已经属于全体国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孙中山的伟大和有别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导人就在于，他决心把不从根本上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纯粹改朝换代的革命，转变为建立共和制度、以从根本上将国家主权归还于全体国民所有的民主革命。他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一文中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试想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他的政治，却不过依然同汉、唐、宋相近。故此三百年后，复被外人侵入，这由政体不好的缘故，不做政治革命是断断不行的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讲到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因此，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在维护与保持了中华文明和国家主权的历史连续性之后，也就获得了把“中华帝国”的国号改变成为“中华”国号的合法权利。而且，从“中华帝国”到“中华”的改变，说明孙中山不但是一个维护继承中华文明和国家主权的爱国者，而且还是一个没有帝王野心，只为结束专制帝制、并创建民主共和制度的革命家。对于孙中山关于建立“中华”思想的深刻和伟大，其实不须论证，只要看看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是如何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而迅速失败即可。
孙中山在政治上和法理上的贡献如是。回过头再说章太炎的《中华解》。
按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所言，吾国之名为“中国”，始见于《禹贡》：“中邦锡土姓。”《史记》：“中国锡土姓。”（郑康成曰：中即九州也。）孙星衍曰：“史迁‘邦’作‘国’者，非避讳字，后遇‘国’字率改为‘邦’，误矣。是《禹贡》‘邦’字，当从《史记》作‘国’。”
后世遂沿用之。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仓葛曰：“德以威中国，刑以威四夷。”《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在《诗经》中，则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之句，《毛传》解曰：“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
也因此，章太炎在《中华解》中对“中国”一词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言。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就汉土言汉土，则中国之名，以先汉郡县为界。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国者，举中土以对边郡；汉土之言中国者，举领域以对异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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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国之初
中华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国家名称中华国旗(1929—1949)和年号。简称。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阶段。
中华的创立不同于此前中国的君主王朝，它是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而建立的共和国家。19世纪末年，由于清王朝腐败不堪和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深入，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先进的中国人纷纷探求救亡图存的办法。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和西方政治思想学说的传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批志士仁人首先选择革命救国的道路。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成兴中会，提出推翻清王朝，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兴中会的活动一开始便和传统的王朝更替模式区别开来，而具有新时代的特点。但孙中山的创举当时还不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追随他的志士，只有百余人。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维新变法的失败和随之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社会各阶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推翻清政府。于是，孙中山倡导的反清革命迅速地发展成为广泛的社会运动。20世纪初年，一批公开或秘密反清的革命小团体在国内出现。湖南有黄兴组织的华兴会，江浙地区有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湖北有科学补习所，四川有公强会，安徽有岳王会，广东有群智社等。包括兴中会在内的这些小团体，在组织形式上大都受传统秘密结社的影响，彼此缺少联系。它们发动的反清起义或斗争相继失败，其领导人纷纷逃往国外。
中华国旗(1912—1928)革命的挫折并没有使小团体的领导人沮丧，相反却给了他们反思、改组和大联合的机会。由于孙中山和黄兴的联合倡导，流亡到日本的革命党人于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会员包括十余省的革命党人。这是中国历史上[海岸线文学网]展民主的经验，来补充代议制民主政体的不足：“更有进者，本党主张之民权主义，为直接民权。国民除选举权外，并有创制权、复决权及罢免权，庶足以制裁议会之专制，即于现行代议制之流弊，亦能为根本之刷新。由此，这‘中华’中的‘民’字绝对是核心内容，不可不用。”
1923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为全国青年联合会所作演讲中，再次提及这个问题：“‘中华’这个名词，是兄弟从前创称的，这个名词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诸君自然知道‘中华’和‘中华帝国’不同，帝国是以皇帝一人为主，是以四万万人为主。”孙中山认为，从中国的领土、人民和国家主权的同一性和历史连续性来看，“中华”是与“中华帝国”相联系和相比较而存在的。中华的领土、国家主权仍然是“中华帝国”原来的领土和国家主权，但这些过去属于皇帝个人，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也；而“中华”的领土则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中华”的人民则是“率土之滨，莫非国民”了。最后，“中华帝国”的国家主权属于皇帝个人，而“中华”的国家主权已经属于全体国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孙中山的伟大和有别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导人就在于，他决心把不从根本上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纯粹改朝换代的革命，转变为建立共和制度、以从根本上将国家主权归还于全体国民所有的民主革命。他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一文中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试想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他的政治，却不过依然同汉、唐、宋相近。故此三百年后，复被外人侵入，这由政体不好的缘故，不做政治革命是断断不行的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讲到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因此，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在维护与保持了中华文明和国家主权的历史连续性之后，也就获得了把“中华帝国”的国号改变成为“中华”国号的合法权利。而且，从“中华帝国”到“中华”的改变，说明孙中山不但是一个维护继承中华文明和国家主权的爱国者，而且还是一个没有帝王野心，只为结束专制帝制、并创建民主共和制度的革命家。对于孙中山关于建立“中华”思想的深刻和伟大，其实不须论证，只要看看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是如何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而迅速失败即可。
孙中山在政治上和法理上的贡献如是。回过头再说章太炎的《中华解》。
按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所言，吾国之名为“中国”，始见于《禹贡》：“中邦锡土姓。”《史记》：“中国锡土姓。”（郑康成曰：中即九州也。）孙星衍曰：“史迁‘邦’作‘国’者，非避讳字，后遇‘国’字率改为‘邦’，误矣。是《禹贡》‘邦’字，当从《史记》作‘国’。”
后世遂沿用之。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仓葛曰：“德以威中国，刑以威四夷。”《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在《诗经》中，则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之句，《毛传》解曰：“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
也因此，章太炎在《中华解》中对“中国”一词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言。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就汉土言汉土，则中国之名，以先汉郡县为界。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国者，举中土以对边郡；汉土之言中国者，举领域以对异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