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尔丰心想,仅靠自己手里的几万新军和巡防军,根本无法抵抗二十几万同志军的进攻,于是接连向清廷紧急求救。
总督府发给邮传部的告急电报说:
“四川南路沿途,概系同志会匪把守关隘,虽有水路亦不能绕越,见人即搜;
遇有公文报件,登时撕碎,将人捆缚,刀伤棍击无所不至。
……新津至邛崃,搁河坎线路九十余里,又至眉州、观音铺线路四十五里,概被匪徒砍毁殆尽。
东路自龙泉驿起,直至临江寺止,计线路一百六十余里,概被砍毁。”
清廷得到赵尔丰的急报后,预感到将大祸临头,大臣们慌乱成一团,盛宣怀主张坚决镇压。
清廷急调湖北、云南、湖南、广东、贵州、陕西等六省的部分清军,紧急入川镇压保路运动。
其实这些外省的军队,大都以各种理由为借口拖延,没有真正派出军队入川。
仅有黔军三个营冲过川黔边境进入四川,但是被同志军阻挡在叙州、泸州和富顺一带,寸步难行。
清廷急电催促铁路大臣端方,令他亲自带领鄂军从汉阳启程入川,去镇压四川的保路运动。
同时,清廷认为岑春煊任四川总督时,成功地将四川轰轰烈烈的红灯教镇压下去了,有丰富的剿匪经验。
因此急调在上海休养的岑春煊去四川,会同赵尔丰和端方剿匪。
可是,狡猾的岑春煊,深知四川的反清形势比几年前更加复杂,保路烈火无法扑灭。
他到武昌后停下来,诡称“感受风热,触动咯血旧症,其势万难前行”。
向朝廷请假,回上海养病去了。
话说端方作为川汉和粤汉铁路大臣,一直待在武汉办公。
湖广总督瑞澄认为,钦差大臣端方待在湖北不走,会对自己的总督宝座构成威胁。
他看到端方受命后继续拖延,对他更是忌恨,巴不得快点把他打发走。
瑞澄亲自登门拜访,客气地许诺端方,把第三十一标和第三十二标的鄂军给他带去四川。
这两标是湖北新军中的精锐部队,配备有大量的西洋武器。
同时保证入川鄂军的后勤供应,如果后续需要增加兵力时,还可以陆续加派鄂军入川。
端方这才有了底气,高高兴兴地带领两标湖北新军,约两三千人的精锐部队,经陆路赶到宜昌乘船。
从长江星夜兼程西上,浩浩荡荡,气势汹汹地从水路开赴四川,赶去成都戡乱灭火。
这次端方有了军队撑腰,心想夺取四川总督已不在话下。
他迫不及待地伸手要四川军队的指挥权,在宜昌就以“四川最高统治者”的口吻,向四川官兵发出《告示》。
要他们都听自己的指挥,并将《告示》四处张贴。
声称:“朝廷派本大臣来宣布德意,又派本大臣来管四川全省的兵……川省若仍旧乱闹,滋出事来,只好照匪徒一样重办。”
可是,从长江坐船逆流而上,船行十分缓慢。
当运兵船进入长江三峡航段时,船行更加艰难。
端方也是走了霉运,因为当年长江上游大旱,江面不断退缩,河滩大部分已干枯。
三峡航段本来就多礁石和险滩,现在哪里还能行船?
面对朝廷接二连三下达的催促令,端方在船上急的团团转。
他派人找来大量的纤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每天拉行不过几里水路。
运气好时,也不过上行十几里。
端方的湖北新军迟迟不能入川,急煞了处于烈火炙烤中的赵尔丰。
有人给总督打小报告,说端方因畏惧保路同志军,故意慢腾腾地拖时间,其实他不想进四川。
还听说他一路上欣赏三峡风光,悠闲地在船上吟诗作画,把入川镇反当成了一次旅游。
说实在的,端方也是有意在拖延时间。他在等赵尔丰彻底垮台,朝廷正式任命他当四川总督那一天。
赵尔丰听了报告后气得吐血,他愤怒上奏朝廷,要参掉端方的铁路大臣职务。
端方接到朝廷的严令斥责后,急得豆大的汗珠直往地下掉。
同时对赵尔丰反过来弹劾自己,恨得咬牙切齿。
端方决定分兵,以少部分军队作先锋,令他们翻过巫山山脉,从旱路去成都。
可是入川的旱路都是崇山峻岭,行军难于上青天。
再说了,湖北新军也不愿意急急地赶去送死,他们宁愿如蜗牛般在大山里爬行。
赵尔丰眼见成都被保路同志军围困,外省的援军久久不到。
决定派统制朱波澜和提督田武魁,率领清军精锐部队打开南门,冲出同志军的重围。
企图南下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