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学习“旧法”的同龄人要快。
那么,这个“新反切法”作为一个折中方案,可实施性不错。
比起一步到位实行“拼音法”,这种改良过后的“新反切法”,更适合现实。
顾野王在给李笠的奏章里反复强调,反切法毕竟是延续多年的“主流注音法”,天南地北的读书人,都已经习惯了用反切法给字注音。
若是直接舍弃反切法不用,推行另一种注音体系的“拼音法”,只会事倍功半。
首先,师资人才不足,因为朝廷即便统一天下,急切间也拿不出那么多精通“拼音法”的人来担任“先生”,到全国各地进行教学。
其次,在现有反切法的基础上,推行“新反切法”,推广速度以及人们接受、适应程度,必然要比从头开始推广的“拼音法”快很多。
朝廷(皇帝)改革注音法的本意,就是让天下读书人更快、更好的掌握汉字注音方式,降低学习门槛。
在此基础上,正雅言。
那么,无论是“拼音法”也好,“简式反切法”也罢,只要能确保朝廷更好、更快的实现这一目标,就是好办法。
而不必拘泥于“创新”,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却忽略了创新的本意。
李笠回想着这些年,顾野王为了改良注音法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忽然觉得很庆幸。
虽然梁国的国内矛盾尖锐,百姓生活艰难,但不可否认,梁武帝在文化上,给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无论是文学,音律还是各类学问,梁国的文人,迎来了将近五十年的好时光。
所以,在此基础上,他“发明”的钢琴、管风琴,有大量现成的音律专家以及乐师加以完善,而仅仅知道原理的他,其实是没有能力完善这种复杂乐器的。
注音法的改良也是如此,他只知道“汉语拼音”,但并不知道如何将后世的“汉语拼音”,和这个时代的现实相结合。
是顾野王这样的学术权威,让他的构想变成现实。
他在文化上的各类“创新”,其实大多是提出“创意”,然后由成长于梁国时期的“业内专家”来进行完善。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位期间,楚国在文化上的种种飞跃式发展,离不开梁国(梁武帝)打下的基础。
是梁武帝治下近五十年的太平时节,培养出来的文化人才,让他有了更进一步的资本。
想到这里,李笠不由得回忆起《魏书》作者魏收,向他说起的一段对话。
当初,东魏权臣高欢,纵容勋贵们贪污,负责整顿吏治的行台郎中杜弼,觉得这样不好。
于是,高欢点明现实:
黑獭(宇文泰)在关西(关中,指代西魏),经常利诱关东(指代东魏)诸将去投,如果我不让武勋们贪污,不给他们好处,他们真会跑去关西。
南边,那个姓萧的老头(萧衍),专门在衣冠礼乐上做文章,搞得有声有色,以至于中原士大夫认为萧老头的建康朝廷才是正朔。
你看,我若不放纵勋贵、高官们捞钱,武官就会跑去给黑獭卖命;
文官、士大夫会跑去和萧老头一起吟诗作赋、游山玩水,如此一来,朝廷还怎么维持下去?
这段对话(大意如此),说明梁国的“衣冠礼乐”确实搞得有声有色,对中原士大夫的吸引力很强。
以至于让东魏权臣高欢都有了忌惮。
梁武帝在位期间的文化成就,是实实在在的,奈何
李笠把字书放下,拿起茶杯喝茶。
奈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漂亮的皮毛(文化),需要附着在坚韧的皮之上,梁国的文化繁荣,但百姓的日子却是水深火热。
所以,当国家矛盾尖锐到一个火星就能引爆的地步时,再繁荣的文化,也只会落得在大火之中烟消云散的结局。
可以想象,如果侯景真的如同历史上那样,攻破台城,祸乱江南。
梁武帝苦心经营了将近五十年的太平盛世,创造出来的大量文化财富,在战火过后,不可能剩下多少。
可以说,不能造福平民百姓的文化繁荣,终究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
李笠提笔,在这字书的首页,写下大大的四个字:
以民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