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馆,一场学术研讨会,演变为大规模“舌战”,使得本来优雅的文学场所,瞬间变成大型地域歧视现场。
身处其中的李笠,听着各地学者、大儒、经学名家之间的“舌战”,感受南北地域矛盾的总爆发,无奈至极。
想说些什么,却不知从何说起,一如学渣坐在高端学术研讨会时懵懵懂懂的状态那样,默默坐着。
眼睁睁看着南北两个阵营的文人集团“激战”,却使不上劲。
双方“交战”的原因,是关于雅言正音。
那么什么是“雅言”?
雅言,即官话,可以理解为后世的普通话。
普通话的历史不算不长,而这个时代的“雅言”,却源自商周。
那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周天子的时代,官话是什么呢?
一般认为就是《诗经》的语言,即洛阳雅言,因为东周的国都便是洛阳。
所以雅言标准音(正音)的基础,应当就是在洛阳一带。
这里,是以洛阳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于是,雅言又称河洛语、河洛话,即洛阳话。
春秋时期,孔子讲学,门下三千弟子来自四面八方,口音各有不同,那么,孔子讲学时,必须说“通用语”。
据传,孔子是用洛阳雅言来讲学,《论语·述而第七》中有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到了两汉时期,延续传统,以洛语为国语,称“正音”、“雅言”,也称“通语”。
魏晋时期,继续以洛阳雅言为国语。
到了永嘉之乱后,洛阳沦陷,琅琊王司马睿在江南建康建立朝廷。
大量士族南下,寓居江南,他们口中所说的洛阳雅言,难免受当地吴语影响,形成了“建康雅言”。
与此同时,洛阳在战乱中失去了国都的地位,沦为各方势力争夺的要地。
没有南下的士族,纷纷返回家乡避难,上百年过去,他们口中的洛阳雅言,不可避免地掺杂了本地方言。
所以,魏晋时纯正的洛阳雅言,在南北士族、官员的口中,部分发音已经有了变化。
虽然有“切韵”这种注音法,来保证每个字的读音,切合“洛阳雅言”的“正音”(标准读音)。
但是,南北长期分裂、对峙的结果,就是连部分字的切韵,也有了分歧。
这是训诂学(包括音韵学、文字学)的学术问题,李笠是不懂的。
而他想要用“拼音法”来给洛阳雅言“定音”,在全国范围“推广普通话”,依靠的是训诂学权威顾野王。
顾野王是眼下无论南北都承认的训诂学大家,但是,正音之争涉及到“正统”,北方的学者不争一争,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问题还是出在李笠身上:若他开始就以征服者的姿态发布政令,以建康雅言为基础,修正出“全国版”的洛阳雅言,哪来那么多事。
但李笠想要集思广益,尊重北方学者的意见,所以召开讨论会来讨论,而不是自己乾纲独断。
既然他表明了“欢迎各方踊跃讨论”的态度,要以学术讨论来定洛阳雅言的标准读音,那么南北两方学者阵营间的学术讨论,演变为“地域歧视”,也就在所难免。
因为地域歧视这种事,自古以来就屡见不鲜。
三国归晋时,中原的士族,对江南地区人士的看法就带着明显歧视,文化上也是如此。
中原大乱之后,没有南下的士族,自认为算是留守故土,仍居中原之地。
而南渡的士族,则被北人认为是逃到“茹毛饮血”的吴越之地,和吴姓大族混居,血统不纯了。
语言自然如此。
北方士族、学者的这种心态,以及如今对雅言发音的争论,李笠觉得若用后世的某些事物来比喻,就类似于:
纯正的英语发音?那当然得是英式英语,美式英语那是土鳖暴发户才说的。
而英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