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根本之争(1)(2/2)
作者:屋顶骑兵
三世则乱。 ”
对于朱植的口诛笔伐已经不仅仅限于简单的罪名争论上,焦点已经转移到关于重商的争论上来。
以茹瑺为首地保守派对朱植进行了全面进攻,如果说这些人存在燕王一党的可能的话,那么连刘三吾也跳出来就实在让人看不懂了。
刘三吾道:“古人云,金银珠玉,饥不能食,渴不能饮,不如谷物丝麻。 如开兴商之风,民间必重利轻义,此乃取祸之道也。
重农抑商乃长久之计,农税也是将百姓固定在土地之上,否则连农税都不征,天下万民则没有了忌惮,到时候朝廷如何能管束之?望皇上三思。 ”
这就有些不好办了,在朱植内心最深层的地方,何曾不懂得这个道理,明朝的既得利益集团都是植根在农村地大地主集团,他们从农田获得利润,也构成了帝国最基本的结构。
这个结构最下层是亿万农民,上面是自耕农,再向上是小地主,再到大地主。 这个结构之所以稳定,是结合了儒家君君臣臣的礼法基础,从而形成了异常稳固的结构。
朱植意识到,在一个朝代建立之初,这样地结构尚未巩固,也许在这个时候改变它才是最好的时机。 只是眼前这关又该如何过呢?
朱元璋哪里料到朱植的思绪已经飞到九霄云外,只道他无言以对。 茹瑺又道:“现在辽东地多人少,自然不会感觉到多少问题。
然一旦商人势力强大了,他们自然求政,乱政,大秦有吕不韦,正是以商而乱的先例。 现在商人们在辽王殿下支持下竟然敢与北元鞑子通商,正是无法无天之状。
如此祸患不得不除。 ”
御史胡广又道:“我朝立国以来,威甲海内,四夷臣服,蒙古来朝。 依臣之见,对外派良将严守四境,对内广修仁德,自可不战而曲人之兵。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 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 ’倭寇掠我海岸,图我财货。
不正是因为辽东重商轻农,如今辽东穷兵黩武,以暴制暴,长此以往如何行我天朝王道。 ”说完商业,火力又转移到辽东兵事上。
武定侯郭英出列道:“陛下,臣尝在辽东行走,边地之险非庙堂之上可以感受。
自洪武十五年辽东回归我朝疆域,无一日无烽烟,北有女真,东有高丽,西有北元,海上还有倭寇之乱。 四面受敌,岌岌可危。 如不修兵甲,造战船,如何能令四夷拜服。
辽王殿下就藩四年,北平女真,东降高丽,西拒北元,荡平倭患,无一不是殿下经略之功,所凭着乃武备而非仁德。
我郭英是个大老粗,自幼从龙起兵,只知道只有一手麦穗一手刀剑,对方才会恭敬地献上麦穗。
昔日大宋何尝不是行尧舜之道,可是最终如何?鞑子跟咱们汉人讲仁德吗?”郭英这么一说,班中武将无不哂笑。
今日文官们火力虽然猛烈,但在朱植看来并没有触及问题核心,所以他心里仍然十分轻松,正盘算着该如何回应。
文官班内又有一人闪出,此人身材瘦小,但面如冠玉,三缕长须显得格外潇洒,不是别人正是御史解缙,解缙可是历史上大大有名的人物。
史称“缙少登朝,才高,任事直前,表里洞达。 引拔士类,有一善称之不容口。 ”他还以自己的才智左右过太子的废立。
永乐皇帝喜欢小儿子朱高煦,欲行废立之事问于解缙,缙称:“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 ”帝不应。 缙又顿首曰:“好圣孙。
”说的是宣宗朱瞻基,当时朱瞻基年少英伟深得朱棣喜爱。 于是朱棣便彻底断了易储之心。
解缙道:“依臣之见,郭老侯爷所言甚是,胡大人所讲亦不无道理。 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
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 兴商者,必与民争利,动摇国之根本,正如是。
辽王殿下其意也在富国,只是路走得不对,如果因为富国而动摇了国之根本,却不知道这样地国富了又要资于何人?
至于兵事,不可否认边塞之上兵凶战危,然自皇上登基三十年,玉宇澄清天下归心,正是与民休息之时,再重兵事非久安之道。
而且如果兴兵事还要以兴商业为代价,那更加舍本逐末。 此二者皆亡国之道也。 ”
果然是一代名相,语语中的,句句诛心。 朱植甚至起了收服之心,这样的人材佐了燕王实在是可惜了。